诸葛亮帮助刘备先占荆州，再取益州后，蜀汉“初有其国”，刘备任命他为军师将军、益州太守。其时，诸葛亮所面对的是刘焉、刘璋父子遗留下来的“弊政”：“德政不举，威刑不肃”，法令松弛，特权横行，政治腐败，官僚豪强相互勾结，掠夺财富，民不聊生。正如《三国志·法正传》所述，刘璋治理蜀地，“士大夫多挟其财势，欺凌小民，使蜀中之民思为乱者，十户而八”，可见当时的益州是名副其实的“逆乱之国”。

为了彻底扭转益州的“逆乱局面”，诸葛亮开始果断地实施他在《隆中对》中提出的“内修政理”的政治主张。隆中躬耕游学期间，他博览群书虽“独观其大略”，但其核心理念仍为儒家学说，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熟谙其理，且自比管仲、乐毅，主张法治，以法理政、统军、治民。其志向则是“匡扶汉室”，重振汉业。因此，执政之初，他即把儒家的“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左传·昭公二十年》）、“刑法世轻世重”（《尚书·吕刑》）、“刑乱国用重典”（《周礼·大司寇》）等治国理念融入“内修政理”的主张之中，作为治乱理政的指导思想，并根据益州的乱局，区分轻重缓急，全面推行“约官职，修法制”的法治方略。一方面，建议刘备任用一些原刘璋部下有治国安邦才能者为官，以安定人心，稳定局面；另一方面采取严厉措施，对于那些拒绝合作的豪强官僚严行峻法，狠加打击。他认为，治理乱局，必须“应权通变，以法为本”，必须厉行法治，把刑法上升为主要矛盾。因此，他提出“立法施度”“科教严明”的主张，并采取“先理强，后理弱”的策略，首先严厉打击“专权自恣”的官僚豪强，严格限制他们随意兼并土地，对于犯法者严加惩处，毫不留情，以控制乱局，巩固政权。然后“理弱”，关注民生，努力扶植农民，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增强国力。

诸葛亮坚定推行法治方略，严厉打击豪强势力，很快安定了益州的社会秩序，但同时也引起不少官僚豪强的不满和反抗，就连一些在职官员和社会名流也大感吃惊和不安。他们非议甚至指责诸葛亮“刑法峻急”而不“广德量力”。以荆楚名士来敏、广汉名族彭羕为代表的一批要员纷纷上书，要求放宽限制，“以慰民望”。甚至深受刘备信任、诸葛亮敬重的蜀郡太守、扬威将军法正也出面交涉，劝诸葛亮不要限制过严，应该“缓刑驰禁，先垂恩抚”。诸葛亮则在《答法正书》中冷静予以回驳，他说：刘璋暗弱，自刘焉以来，“文法羁縻，互相奉承”，“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致使地方豪强和各级官僚“专权自恣”，横行不法，纲纪败坏，政风不树。“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这一回答，充分表明了他理政为民的指导思想和以法治蜀的坚定信念。事实上，当时益州的乱局，只有严厉施之以法，才能彻底改变。其结果是益州政治清平，域内大治，“耕战有伍，刑法整齐”，充分证明了诸葛亮厉行法治的举措是行之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