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李之争并非一般性的权势之争，二人可谓是有公怨而无私仇。李严虽被流放，诸葛亮未对其赶尽杀绝，而是保持原有生活水准不变，又致书其子李丰，加以教谕抚慰，李丰后来官至朱提太守，甚至连李严本人也希冀有朝一日能够重获任用。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病逝之后，李严感到前途无望，忧愤发病而亡。在后刘备时代，蜀汉政权应该何去何从，这一点正是葛李之争的真正原因。刘备举兵之初，打出的旗帜是“兴复汉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隆中对》制定了一低一高两个纲领，即先成霸业，后兴汉室。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年号章武，以此为标志，先成霸业的目标已经实现。接下来，就应该按照《隆中对》中预计的两条北伐路线出兵，一路“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另一路“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对曹魏政权发动凌厉的钳形攻势。但章武二年（222）爆发的夷陵大战完全打乱了隆中对策的既定安排。刘备为报关羽之仇，以怒兴兵，恃强冒进，结果十万大军一败涂地，国力迅速衰落。战后荆州为孙吴占据，蜀国仅保有西川，曹魏则因孙刘联盟的削弱也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时机，牢牢地掌控着黄河流域，三国鼎立的局面基本确立，魏、蜀、吴三方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均势。刘备新败之后，头脑逐渐恢复冷静，意识到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有的战略决策也不得不重新调整，只有从兴复汉室的最高纲领退缩到割据称霸的最低纲领，才能适应新形势。《三国志》中的记叙清晰地反映出这一转变，刘备先是将退守的鱼复县更名为“永安”，以寓偃武息兵、与民休息之意；后又接受孙吴的议和请求，修复受损的孙吴联盟关系。但是据现代学者考证，主动请和的一方不是孙权，而是刘备。作为蜀汉旧臣，陈寿在《三国志》中采用了掩饰性的说法^[1]。刘备任李严为次辅，虽然与其自身才干有关，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基于上述战略调整的考虑。

众所周知，蜀汉政权主要是由刘备嫡系的荆州集团，刘焉、刘璋父子的东州集团和益州土著集团三股势力拼合而成，不同的集团有着不同的政治诉求和价值指向。益州原本国小地偏，民不习战，就实力而言，不仅不能与号称中原上国的曹魏相抗衡，也不能比肩于孙权治下的东吴。对于夷陵之战后的新形势，诸葛亮并非没有一定的认识，但是为了实现“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宿愿，自建兴五年（227）上表出师开始，历时八年，六出祁山，北伐曹魏。这种不计成败、连年征战的结果，只落得“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默记》）。从地方利益出发，益州士民对于北伐战争是相当不满的。祖籍巴西的益州士人谯周目睹“军旅数出，百姓彫瘁”的现实，曾撰《仇国论》讥议时政，清醒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实有六国并据之势，故可为文王，难为汉祖”（《三国志·谯周传》）。文中明确地提出了在三国鼎立的局势下，蜀汉不具备像汉高祖当年那样一统天下的历史条件，而只能够仿效文王，采取保境安民、偏安一方的策略，以观时变。炎兴元年，邓艾偷入阴平，蜀汉君臣在降战之间犹豫不决，又是谯周率先提出降魏主张，得到了众多益州籍朝臣的赞同，并最终为后主刘禅所采纳，“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三国志·谯周传》）。从政治倾向上来说，李严属于益州集团在蜀汉政权中的利益代表，刘备以李严为次辅，除了协调不同政治派别关系的考虑之外，主要还希望以益州集团的保守态度来对诸葛亮激进的北伐主张加以牵制。在决定蜀汉立国方针的重大问题上，葛、李二人发生了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这一点也正是两人权争的深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