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刚

炎兴元年（263），邓艾偷袭成都，刘禅举国而降，存在了近半个世纪的蜀汉政权在三国之中最早灭亡。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历代史家对此也多有论说，诸如“国小力弱，难以自存；刘禅昏庸，宦官专权；北伐中原，虚耗国力”等等。所有这些并非虚辞滥说，在不同程度上，蜀汉的灭亡都与之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但是在决定战争胜负的所有因素中，“人”的因素始终是第一位的，不仅孟子置“人和”于“天时”和“地利”之上，兵家之祖孙膑也称“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孙子兵法·月战》）。所谓“人”的因素，说得具体一点，就是怎样识人、用人和协调人际关系的问题。蜀汉的灭亡，也应当跳出土地广狭、人马多少的传统套路，应从“人”的角度另寻根源。自章武三年（223）二月白帝托孤到建兴十二年（234）八月病逝五丈原，在长达十二年的时间里，诸葛亮以相父之尊，辅佐后主，“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成为蜀汉政权实际上的掌门人。诸葛亮秉政期间，视举用贤人为国之根本，曾在《便宜十六策·举措》中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去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诸葛用人，向来誉之者多，其间虽有马谡之失，总体评价仍然是功远大于过。但是细细推求，除了马谡这一用人失当的明显案例之外，在处理与副手李严的关系时，诸葛亮似乎仍有未尽人意之处，以下试从三个方面略加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