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远涉帖》本事新解

陶喻之

《远涉帖》是自北宋内府收藏而见诸徽宗《宣和书谱》卷十三著录，此后历代流传有绪的诸葛亮传世书迹^[1]。甚至到20世纪初，硬黄纸本墨迹书帖尚被晚清鉴藏家李葆恂著录于其《海王村所见书画录》^[2]，抵今有刻帖本见存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岭南叶应暘撰集的《耕霞溪馆法帖》卷一，当为信实可据的诸葛亮的草书真迹，至少就元代已有完整释录的书法文本而言，与今见刻帖内容完全一致而并无疑义^[3]。

《远涉帖》的撰写时间、地点和致送对象，根据历代著录《远涉帖》墨迹纸本和刻帖本不同文本的内容、语境传达的信息，从时间上考察似有建兴十一年（233）冬和建兴十二年（234）春两说，撰写地点因而也相应有汉中大本营和行进于褒斜栈道途中两种可能。后一种可能基本获取学术界的广泛认同^[4]，因为“自及褒斜”一语基本被认定为是诸葛亮表达亲自涉足褒斜道的明确信号和最直接证据；而梳理诸葛亮跋涉褒斜道的历史记录，只有建兴十二年春他亲自率领十万大军经褒斜道出斜谷北伐曹魏而出师未捷身先死，所以，这一时间几乎成为关系《远涉帖》本事的唯一选择。基本排除了《远涉帖》系建兴六年（228）春诸葛亮声东击西，扬言由斜谷道夺取关中，而其实只是派遣赵云、邓芝等非主力、精锐部队在褒斜道中段箕谷设疑军迷惑曹魏，自己则率大军经散关攻打祁山，和本年冬复出散关围攻陈仓却没有设身处地经褒斜道出兵时撰写的可能。

至于《远涉帖》作于建兴十一年冬说，本来也看似没有可能，因为《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说得很明白：“十一年冬，亮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阁。”表明当年他坐镇汉中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并未亲临褒斜道督运，自有安排部队随行警戒押解。“亮使诸军运米”语间一个“使”字，大有诸葛亮命令或委派军民运米而未亲自随行的意思。而之所以认为置《远涉帖》于建兴十一年依然有其存在的理由。是鉴于晚清鉴藏家李葆恂《海王村所见书画录》最后一次明确著录传世硬黄纸墨迹本《远涉帖》全文作：“师徒远涉，道路闻艰，自及褒斜，幸闻无恙，使迴，记此，不复云云。亮顿首。”^[5]这两个“闻”字本，跟刻帖“甚”和“皆”字本呈现的意境迥然不同；“闻”字本理解起来显然有“听说”的含义，即并非亲自身临其境，感受道路艰难，而只是听信从前方传来的汇报道路艰险，好在不久又听说他们平安无事。照此版本演绎推论，《远涉帖》仿佛也可以解读为是诸葛亮建兴十一年冬在汉中军营，获悉运粮部队跋山涉水幸好一切顺利的报告，才据此起草的一纸快递文书，而并非本人身临其境涉足褒斜道时在旅途中所写的感怀。

而从当年诸葛亮审时度势，高度重视保持跟东吴睦邻友好与联合协同作战的外交军事思想考察，特别是在兴师北伐期间连续致函其担任吴王孙权高级顾问和军事参谋的胞兄诸葛瑾等众多东吴军、政界上层要员的事实分析，《远涉帖》的致送对象，似乎以诸葛亮兄长诸葛瑾的可能性居其大半。以上就是笔者曾经撰写《诸葛亮〈远涉帖〉本事考》的观点。

不过，值得提醒和注意的是，诸葛亮之所以频繁跟自己的胞兄诸葛瑾书信往来，除了国家利益攸关的高度责任心使然之外，似乎还不无与家庭血脉的子嗣因素有关。因此，笔者重新审视相关史实背景后得出的另一个全新结论是：《远涉帖》同样不能排除有诸葛亮撰写于建兴六年春他跟赵云、邓芝分头同时出兵时期，致送的对象依旧是在东吴的兄长诸葛瑾，具体理由如下：

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乔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与兄元逊俱有名于时，论者以为乔才不及兄，而性业过之。初，亮未有子，求乔为嗣，瑾启孙权遣乔来西，亮以乔为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为驸马都尉，随亮至汉中。年二十五，建兴六年卒。子攀，官至行护军翊武将军，亦早卒。诸葛恪见诛于吴，子孙皆尽，而亮自有胄裔，故攀还复为瑾后。”^[6]另据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中诸葛亮与胞兄诸葛瑾书载曰：“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此函亦未署时间，显然是作于诸葛亮北驻汉中期间，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诸葛亮廉洁自律，对待自己子女跟其他将领子女一视同仁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或特别偏袒溺爱，反而是对诸葛乔放手锻炼，让他直接投身到火热的军营中去接受实战考验，跟其他年轻士兵一起同甘苦共命运。这种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克己奉公、率先垂范甚至身先士卒的无私奉献境界极其难能可贵，也无疑是诸葛亮赢得古今爱戴的根本原因。

耐人寻味的是，诸葛亮多次致函兄长诸葛瑾，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很大程度上讲，极有可能是出于向兄长报告原本其次子、当年已过继给自己的长子诸葛乔随军参与北伐军训锻炼的近况^[7]，以解其骨肉分离之苦和对诸葛乔能否适应军旅生活及吃苦耐劳的担忧，因而在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卷二十七沔水涉及汉水支流褒水时，就转载过两封诸葛亮致诸葛瑾的信函，话及北伐征途必经之路的栈道水文情况，其一云：“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崖以北阁道，缘谷百余里，其阁梁一头入山腹，其一头立柱于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以其穷极，不可强也。”其二云：“顷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

诸葛亮之所以事无巨细地向诸葛瑾转告、解释仿佛跟北伐作战毫无关系的栈道架构、褒河水文变化等，他给我们一个微妙、敏感而又关键的提示可能是：当年诸葛乔正在赵云或者邓芝的部队当中；而这跟上述诸葛亮向诸葛瑾转告诸葛乔“与诸子弟传于谷中”的记载也相吻合，因为所谓“谷中”，显然正是赵云、邓芝为疑兵的箕谷。而“传于谷中”的“传”字，咀嚼词意，不难体会当年在西路指挥北伐祁山的诸葛亮，对于在东路随军锻炼的诸葛乔的行踪委实不甚了解，仅仅听说他们在箕谷当中，至于具体位置并不清楚。正是基于对诸葛乔在军中培训的情况不很明朗，甚至还可能听说他已经战死疆场、英勇牺牲了，然而具体细节又无从掌握，因为赵云与邓芝两支部队由于当初赵云烧毁栈道以拒强敌追击，接着又连续遭水毁栈道等人为和自然因素的破坏缘故被分隔在了赤崖山谷的南北两段，暂时失去了联系，无法探听详情。所以，作为诸葛乔养父而充满父爱与人情味的诸葛亮才会强忍悲痛，如此煞费苦心地反复将上述《水经注》中看似琐碎而无关征讨紧要的栈道通塞情况，通报给迫切希望了解事件真相而身为诸葛乔生父的诸葛瑾。

因为对于诸葛乔来说，虽然诸葛谨为其生父，但养父诸葛亮同样视同己出，感同身受，就其死讯亦焦急万分而急切希望了解事件真相可知；无奈交通受阻、通讯闭塞，只有等待赵、邓两军恢复信息联系沟通，才有可能完整掌握诸葛乔的确切死因等本末原委。而此前诸葛亮曾致函诸葛瑾，谈到牵制西路曹魏军队东行以减轻对赵云、邓芝所在箕谷的蜀军压力，所谓：“有绥阳小谷（宝鸡西南）^[8]，虽山崖绝险，溪水纵横，难用行军。昔逻候往来，要道通入。今使前军斫治此道，以向陈仓，足以扳连贼势，使不得分兵东行者也。”^[9]由此证实了《三国志·蜀书·赵云传》“亮出军，扬声由斜谷道，曹真遣大众当之。亮令云与邓芝往拒，而身攻祁山。云、芝兵弱敌强，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不至大败。军退，贬为镇军将军”的记载不虚。即当年诸葛亮因袭西汉被西楚霸王项羽分封在汉中为汉王的刘邦拜为大将的韩信“明修栈道（褒斜栈道），暗度陈仓”军事战术故事^[10]，率领主力部队声东击西偷袭散关、陈仓围攻祁山之敌，而由赵云、邓芝率领一小股非精锐部队在褒斜谷迷惑曹魏。但是魏将曹真误将这部分蜀军视为北伐主力，遂集中优势兵力大军压境。在这样并非势均力敌的军事力量失衡的形势之下，蜀军的伤亡败北自然不可避免；因为像没有作战经验的诸葛乔竟然也督五六百兵参与实战，自然都是作战能力不强的老弱士兵居多，不敌退却自可想而知。而赵云事后被贬，除了“箕谷不戒之失”而敌进我退是一个重要原因^[11]，恐怕诸葛乔的死也与此有关。据此我们推断当年诸葛乔正是在赵云部队中参与军训演习并投入后续作战；旁证环节资料是同样退兵的邓芝没有受到牵连被处分，显然诸葛乔应当不在邓芝军中。

如果这一分析不谬，那么，上述诸葛亮致诸葛瑾的两封书信，似乎因此足以给出比较明确的时间表了，即应系于赵云去世前一年的建兴六年东路北伐时期^[12]；“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可见信函起草、撰述当年赵云尚未谢世。只可惜诸葛乔死于同年，确切死因不明，估计还是一马当先、冲锋陷阵、战死疆场的可能性居多。

搞清了建兴六年魏蜀战争的相关军事背景，似乎可以判断《远涉帖》是较上文提及的两封书信而言更早的一封事关蜀军赵云、邓芝第一次经褒斜道北伐，特别是诸葛乔也初度涉足褒斜栈道平安无恙的平安信，而未必像以往众多望文生义的分析结论那样，是诸葛亮建兴十二年亲自出征时向诸葛瑾甚至成都蜀汉政府汇报自己平安无事的平安信。如果诚如晚清李葆恂著录传世墨迹纸本那样，《远涉帖》真迹的确是作“道路闻艰”“幸闻无恙”的话，这种“听说”而非亲自涉足褒斜栈道的意境显然更为凸显，也自然就更加增强了支持《远涉帖》写于建兴六年观点的可能性。

另外，很值得一提的是，李葆恂《海王村所见书画录》著录《远涉帖》硬黄纸本书帖卷的宋徽宗瘦金书体题写绫签作“晋王羲之临诸葛亮帖”；元丰二年（1079）四月七日北宋文豪苏轼中表兄弟程正辅题跋曰^[13]：“武侯忠义，古今传颂，其文章见《出师表》，感切人心；其笔迹世所罕见。近苏长公……偶出一纸，意极精致，笔皆有神，乃王右军所临者；虽非武侯亲笔，而其妙实出人意表，三复之不能释手，长公其珍重之哉！其珍重之哉！”由此似乎证明此相传诸葛亮《远涉帖》的真实面目其实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临摹的唐人双钩填廓本。

又，据传世唐摹王羲之《十七帖》之《成都城池帖》著录曰：“往在都，见诸葛显，曾具问蜀中事。云：‘成都城池、门屋、楼观，皆是秦时司马错所修，令人远想慨然，为尔不信，具示，为欲广异闻。’”此中诸葛显者，即《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道及与诸葛亮嫡亲子诸葛瞻次子诸葛京俱于“咸熙元年（264）内移河东”的诸葛攀之子，也就是诸葛瑾的重孙诸葛显。

清代包世臣《艺舟双楫》之《〈十七帖〉疏证》^[14]考证曰：“‘显’字，依草法定是‘显’。检《蜀志》，显父攀，攀父乔。乔，瑾次子也。瞻未生前，瑾命乔入蜀为亮后。恪既族，攀仍后瑾。至显，乃与瞻孙京同移河东。《华阳国志》云：平蜀之明年，移蜀大臣宗预、廖化、诸葛显等于东^[15]。按中宗即位建康，右军年已十五，时诸葛诞孙恢，为会稽太守，显或南依恢，故右军得在都见之也。上距东移盖五十二年。‘令人’六字，本旁注，唐人临入正文，从之。”

既然上述《远涉帖》文本内容系诸葛亮致送胞兄诸葛瑾函，而王羲之又与诸葛瑾曾孙诸葛显有过从，那么，他向诸葛显借观祖传原帖真迹而予以临摹亦未可知；兼以王氏与诸葛氏俱原籍琅琊郡，算起来还是山东老乡，所以，王慕亮节高风而摹亮书法亦情理中事。^[16]要之，则《远涉帖》当属“书圣”习“智圣”法书；而此巨擘剧迹若再现当世，自是字出天惊而价值连城矣。

综上所述，关于《远涉帖》的系年，不同的研究视角切入或不同的解答路径深入自有不同的结论和答案。根据其纸本墨迹和刻帖等不同版本所呈现的不同语境和相关史实背景考察其时代归属，目前暂且可三说并存，即建兴六年、十一年和十二年。如将背景置于诸葛亮致诸葛瑾告知诸葛乔随军出征时期的诸多信函之一，则按时间先后排定次序大抵为裴注《三国志》援引《诸葛亮集》有关“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为第一函；《远涉帖》则为第二函；《水经注》卷十七渭水载诸葛亮《与兄瑾言治绥阳谷书》为第三函；《水经注》卷二十七沔水载诸葛亮《与兄瑾言赵云烧赤崖阁道书》和《与兄瑾言大水赤崖桥阁悉坏书》为第四或第五函。至于诸葛亮作《远涉帖》的具体时间，笔者今倾向于建兴六年春夏之交诸葛亮与赵云、邓芝分头北伐时期为宜。

作者单位：上海博物馆

【注释】

[1]陶喻之.刻帖所及诸葛亮法书新论∥全国首届碑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131－148.

[2]1934年《河北第一博物院画报》第五十七期《古董录》第五十六期清王懿荣之子王汉章曾有短讯报道。

[3]元至正（1341—1368）年间以文章名世的山东东平人王旭《兰轩集》卷一《题诸葛武侯帖》诗云：“堂堂卧龙公，人物冠千古。手提虞渊日，志欲还正午。长星陨中宵，遗恨塞寰宇。谁云侪管乐？自可配伊尹。借使书不工，犹当宝遗楮。君家二十字，得之自何许。气势逸且豪，龙鸾骞以举。奇宝神所贪，堤防六丁取。相传傥非赝，千金莫轻予。原注帖云：师徒远涉，道路甚艰，自及褒斜，幸皆无恙，使回，驰此，不复一一。”（荷蒙山东泰安泰山学院周郢先生提供史料，谨此鸣谢！）据此足见斯帖在元代已见诸载录。

[4]方家常.诸葛亮文集全译.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166.山东省志·诸子名家志·诸葛亮.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51.

[5]根据清张澍整理《诸葛忠武侯文集》所来之《诸葛亮集》卷二援引北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著录《师徒远涉帖》曰：“师徒远涉，道里甚艰，自及褒斜，幸皆无恙，使还，驰此，不复具。”案，据北宋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第六“文儒”载：“太宗锐意文史，太平兴国中，诏李昉、扈蒙、徐铉、张洎等，门类群书为一千卷，赐名《太平御览》。又诏昉等撰集野史为《太平广记》五百卷，类选前代文章为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太宗日阅《御览》三卷，因事有阙，暇日追补之，尝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师徒远涉帖》出自《太平御览》卷次，待考。而清严可均校辑《全三国文》卷五十九著录《远涉帖》则有一字之别，其作“道路甚艰”。元王旭《兰轩集》卷一《题诸葛武侯帖》诗注帖文与今见清刻帖本《远涉帖》文吻合。《远涉帖》不同版本系统所呈现文本大抵如上。

[6]《后汉书》卷八列传三下作诸葛乔建兴元年卒当为“六年”笔误。

[7]《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瞻字思远，建兴十二年，亮出武功，与兄瑾书曰：‘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版，第932页）据此可知诸葛亮亲生子诸葛瞻当生于建兴四年。应当说这也符合诸葛亮当初健康、生理状况和为蜀汉政权劳心劳力的实际时代背景。因为据本传载：“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五年，率诸军北驻汉中……”可见建兴三年他尚在“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南征孟获时期，分身乏术，殚精竭虑，自然无时间与精力生育；只有到了次年因“南方已定，兵甲已足”而国富民安，他才得以短暂修身养性，恢复体力，调养身心。众所周知，诸葛亮深谙老庄道家阴阳学说，懂得优生优育之道自不在话下；所以，诸葛瞻诞生于建兴四年时、事俱符。解决了诸葛瞻的生年问题，诸葛乔过继给诸葛亮的时间可推知必在建兴四年之前，而且可能是在刘备死后蜀汉跟东吴重新恢复邦交，缔结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之后；否则，诸葛亮向身在东吴的兄长诸葛瑾提出不请之请，想必诸葛瑾深感为难，不会主动征询吴主孙权意见，因为孙权未必允许东吴人才流失到蜀汉阵营中去。只有到两国冷战对抗关系解冻而重结联盟，孙权才会念于诸葛氏族亲情，同意派遣作为东吴智囊团精英培养对象的诸葛乔自东吴外流、支援蜀汉政权，同时也满足诸葛亮的继承人问题；这样，诸葛瑾的次子诸葛乔才逆水行舟，远赴成都，成为正式过继给诸葛亮的蜀丞相长子。到了建兴六年，年龄约二十五六岁的诸葛亮嗣子诸葛乔战死沙场，其时诸葛亮的亲生子诸葛瞻才两三岁光景，而诸葛乔应当也已有了后代即诸葛攀。又据诸葛亮本传载，“亮自有胄裔，故攀还复为瑾后”，估计这是诸葛乔死后诸葛亮念及胞兄诸葛瑾丧子之痛，加之自己已有亲生子诸葛瞻，遂将诸葛乔的后代诸葛攀还给诸葛瑾，让他恢复为诸葛瑾的嫡孙；只可惜攀“官至行护军翊武将军，亦早卒”。以上就是诸葛亮与胞兄诸葛瑾相关而分别在蜀汉与东吴阵营中任职的复杂子嗣关系网络。

[8]张连科、管淑珍《诸葛亮集校注》谓“绥阳：县名。在贵州遵义市东北部、乌江支流芙蓉江上游。写作年代不详。”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页。案，绥阳小谷非绥阳之小谷，与贵州遵义无关，当为陕西宝鸡境内秦岭南麓山谷。按此考察诸葛亮此函写作时间可知同在首次北伐的建兴六年。

[9]郦道元.水经注.长沙：岳麓书社，1998：267.

[10]诸葛亮汉中北伐时期蜀弱而魏强，故欲克敌制胜，势必以最小的军事代价智取为上。而由汉中出师北伐一举占据关中并非前无古人先例，西汉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计策就是一次成功偷袭范例。建兴“五年（227）春，丞相亮出屯汉中，营沔北阳平石马”（《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即有意识地将出师基地置于汉中盆地中心的西缘，似乎预示着他有意从汉中西部发兵北伐。次年春冬诸葛亮两次出兵，就果然明显带有因袭韩信故事而声东击西的痕迹，取径路线走向自然跟韩信暗渡一致或稍殊同归；唯碍于曹魏兼顾东线兵力同时在陈仓、长安一线部署重兵防备，他屡次用兵无法突破推进。在此战局背景下，他才又拟迂回绕道攻克祁山策略，但限于远征后勤补给保障不继同样难以长驱直入而主动退兵。用兵审慎甚至以魏延拟带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为悬危遂“制而不许”（《三国志·魏延传》）的他，直到生命最后调集优势兵力出斜谷边屯田边出击而拟与曹魏一决雌雄，临终也不忘嘱咐魏延退兵以保全有生力量，不逞一时之快而义无反顾，莽撞硬战，作无谓牺牲，将自己逼上无回旋余地全军覆没绝路。

[11]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张连科、管淑珍校注《诸葛亮集校注》亦将两书系于本年，第103页。

[13]程正辅为苏轼中表兄弟说见李葆恂《海王村所见书画录》著录《远涉帖》卷后题跋按语。

[14]包世臣撰，李星点校：《包世臣全集》卷六论书二《艺舟双楫》，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411页；黄君《王羲之〈十七帖研究〉》三、巴蜀情结：《十七帖》的基本内容4、《成都城池帖》，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15]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35、437.

[16]《三国志·诸葛亮传》载亮“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同时三国曹魏夏侯玄撰有《乐毅论》，传东晋王羲之有小楷书《乐毅论》送儿子王献之，故末有“永和四年十二月廿四日书付官奴”字样。王羲之此举，既有鼓励王献之揣摩学习书法用意，同时似乎也包含激励王献之领悟战国战将乐毅为人处世富有挑战进取精神的意味。而王羲之的这种人生态度，很有可能同样是受诸葛亮人生观和价值观取向的影响使然。王羲之《乐毅论》有唐摹本传世。参看陶喻之《论鉴识点——善本〈乐毅论〉书帖补证》，载《全国第二届碑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2：131－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