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怪，两《表》传世以来，至唐代亦无疑者，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有“前后出师遗表在，令人一览泪沾襟”的诗句，诗中将两《表》置于同等地位。宋代对两《表》向无所疑，《资治通鉴》堪以为证。元末明初的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著《三国演义》，虽属野史，且一变《通鉴》以汉、魏、晋为正统之惯例，易以蜀汉为正统，但该书九十七回“讨魏国武侯再上表”一节，仍如实照录《后出师表》全文，前后叙述的字里行间绝无疑义可言。迨清以降，学界某些人却一反旧例，对《后表》疑窦顿生，进而肆意评说。

清乾隆时袁枚著文当为其例，文颇长，仅录其上下两段，以明其要。

上段云：“其前表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不效，则治臣之罪。何其壮也！后表曰：‘坐而待亡，不如伐之，成败利钝，非臣所能逆睹。’何其衰也！当是时，街亭虽败，犹拔西县千家以归，蜀之山河天险如故。后主任贤勿贰，非亡国之君。亮再举而斩王双，杀张郃，宣王畏蜀如虎，大势所在，有成无败，有利无钝，已较然矣。何至戚戚嗟嗟，遽以‘才弱敌强，民穷兵疲’之语，上危主志，下懈军心。”

下段云：“表中‘六难’，屡言曹操之败，再言先帝之败，以归命于天.此日者家言也。将军出师而为此言，无谓；己不解而欲后主解，无益；胸中抱‘六不解’而贸贸出师。悖矣！”（袁枚《〈后出师表〉辨》）

继此之后，尚有多人踵迹而对《后表》质疑，如嘉庆时文字训诂学家钱大昭、光绪时史学家林国赞、民国时史学家陶元珍、今人台湾学者陈文德等，皆就此有所阐发，其中，涉及史实者，主要是赵云病逝之年，《表》称“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时在建兴六年，而陈寿《三国志》赵云本传称其逝于建兴七年。殊不知建兴六年春，诸葛亮出祁山，命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虽因寡不敌众，难以抵挡，但敛众固守，不致大败。而当年冬，亮攻陈仓，参战者并无赵云。此后，记载中再无赵云踪影，唯一的解释是赵云在攻陈仓之战前已逝去。所以，陈寿称“七年卒”，有误。此外，《表》称：“刘繇王朗，各据州郡，……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孙策坐大”之说亦未必然也。至于其他论说，多属义理之争，虽用语不一，但其大意皆与袁枚类同。例如，台湾学者陈文德云：“前出师表文体简洁，内容充满自信，但《后出师表》语气显得犹疑，词语中充斥失败气氛，……的确不像诸葛亮的文笔。”^[1]基于上情，似有必要就袁枚所述予以推敲。

袁枚在感叹《前表》之壮、《后表》之衰时，举出“街亭虽败，犹拔西县千家以归”和“亮再举而斩王双，杀张郃，宣王畏蜀如虎”诸事，以驳《后表》之非。实则诸葛亮首出祁山，初战大捷，后因街亭之失，全军败退。分明是败了，拔西县千家以归，又何济于事。再次兴兵，攻陈仓，持续二十余日未攻下，加之粮尽不得不退，亦属败北。魏将王双追之，被斩，亦无关大局。杀张郃事，在建兴九年，列入“再举”，欠妥。所谓“宣王畏蜀如虎”，更乏实证。凡此，似有刻意掩饰之嫌。袁枚系乾隆四年进士，以诗名世，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隆三大家”。以其素质，不会昧于事理，信口雌黄。他何以会说诸葛亮“有成无败、有利无钝”呢？今悬揣其因，或是将诸葛亮奉为神明、使其偶像化之故。捧读《三国演义》等类野史，诸葛亮确被塑造为未卜先知、力克万难的仙家。更因其趣味性浓，传播面宽，皆非正史所能及。就连某些论史者，亦难免受此熏染，想必袁枚亦在其列。这大概是问题的根源之一。

袁枚又提及表中“六难”，即“六不解”，云：“己不解而欲后主解，无益；胸中抱｀六不解＇而贸贸出师。悖矣！”此语中对解字之释，有误。《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解，读懈，言未敢懈怠也。”《诗经·大雅·烝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按：《韩诗外传》作“夙夜匪懈”。《礼记·杂记下》：“三日不怠，三月不懈。”郑玄注：“解，倦也。”《汉书·赵充国传》：“虏久屯聚，解弛。”颜师古注：“解，读曰懈，弛，放也。”随着此误之正，《后表》中六个“未解（懈）”云云，皆系直陈之语，而无反问之意，这样便合于上言之口吻了。由于“解”字之误读，致有文意之误释，此为评说《后表》之伪的又一因素。

总之，自清代至今，导致对《后表》之质疑，有多种原因，而尤为要者仍是奉诸葛亮为神明，不相信、也不愿相信他会有失败。尽管不能以成败论英雄，然而，诸葛亮北伐以失败而告终，却是既成之史实。如何以唯物史观评价诸葛亮的成败，是无可回避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