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也谈《后出师表》非伪作

恍惚记得在1982年全省文物系统的科研会上，岐山县博物馆庞怀清先生宣读了一篇有关《后出师表》的论文，题目是《论〈后出师表〉非伪作》，因这一问题向为学界所关注，所以仔细予以聆听。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人文杂志》1983年第2期，复经检阅，印象尤深。文中以较长的篇幅论及《后表》之真实，甚为可取，兹略述其要点如后：

庞先生首先就陈寿不载《后表》问题说明缘由，他以为，陈寿《三国志》《诸葛亮集》编于西晋初年，时以魏为正统。《后表》一开头便说：“先帝虑汉贼不两立”，文中用一连串的贼字来代指曹魏，有悖于西晋王朝以魏为正统的政治格局。陈寿以蜀人见用于晋，奉命编史，必得遵从晋之法度，自然不能采录《后表》这样的文字。

既而，又论及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为什么会收录《后表》呢？他说，这是因为《汉晋春秋》作于东晋时期，晋王朝已沦为偏安江佐的小朝廷，与三国鼎立时的蜀汉王朝相仿佛。习凿齿不以《魏晋春秋》而以《汉晋春秋》名其书，其用意无非是要将“晋承魏统”的旧例一变而为“晋承汉统”的新规。他编著《汉晋春秋》的主导思想是“尊蜀贬魏”，当然要把《后表》看作珍贵史料予以收录。所以，不能以为《三国志》《诸葛亮集》不载《后表》，就疑其为伪作。

庞先生还以为，要辨别《后表》是否诸葛亮所作，关键在于厘清张俨《默记》载入《后表》之原委。从《三国志·吴书·孙皓传》得知，张俨，字子节，吴人，官至大鸿胪。吴宝鼎元年（266）奉命出使晋，在归途中病死。其时距诸葛亮病逝三十二年，他作《默记》当在此前。《默记》中载有他论述诸葛亮与司马懿的文章，由该文得知，他对诸葛亮生平很熟悉，且评价高。他乐意且有可能将《后表》收录于其《默记》之中。

庞先生紧接着举出吴人中见到《后表》的诸葛恪其人，用以推断《默记》的写作时间。诸葛恪是诸葛亮的侄子，官居太傅。吴建兴元年（253），曾在东兴（今安徽含山县）与魏交战获胜。次年（254）春，他又想进军淮南，攻魏拓地，遭群臣劝阻。他写文章予以辩解，其立论与语气恰似《后表》，且文中说：“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所称“家叔父表”者，必是《后表》无疑。据此可知，《后表》传到吴国，当在公元254年前，其时，吴、蜀尚为盟国，张俨作《默记》收录《后表》，也应在此前后。对庞先生以上所论，笔者深以为然，并补陈数言如后：

其一，《后表》为诸葛亮遗作不容置疑。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云：“（建兴）五年，率诸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此疏即《前出师表》。《三国志·蜀书·后主传》云：“（建兴）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汉中，营沔北阳平石马。”裴注引《诸葛亮集》载禅三月下诏曰：“诸葛丞相弘毅忠壮，忘身忧国，先帝托以天下，以勖朕躬。今授之以金钺之重，付之以专命之权，统领部骑二十万众，董督元戎，袭行天罚，除患宁乱，克复旧都，在此行也。”很明显，此诏书是对诸葛亮首次北伐前上疏的批复。

《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又云：“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复出散关，围陈仓，粮尽退。”这短短二十一字，就对建兴六年的两次北伐做了交代。其攻祁山之役，即获得后主诏令的首次北伐，前后过程极为复杂，既有诸葛亮上疏，又有后主批复。这在诸葛亮本传中记之甚详，而围陈仓之役，即二次北伐，依循前例亦应有疏有诏；且因有前者之败，这次北伐由动议到行动必将更为曲折，绝不会心想事成，一蹴而就。令人不解的是，《三国志》后主传和诸葛亮本传，皆未述及原委，仅草草几笔敷衍而过。是否陈寿这位史家，因其父为马谡参军，谡被斩首，随之亦受诸葛亮髡刑，而不愿秉笔直书。然，史称：“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晋书·陈寿传》）。陈寿评诸葛亮执法：“尽忠益时者虽讐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亲必戮；善无微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看来他对诸葛亮还是敬重有加的。只是他作为蜀人供职于晋，不能不为晋廷之尊者讳，他不会对《后出师表》毫无所知，而是不便也不敢直陈其事。

裴注就不同了。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自幼博览群籍，立身俭素，年二十拜殿中将军。东晋义熙初，为吴兴故鄣令，入为尚书祠部郎。武帝北伐，领司州刺史，以松之为州主簿，转中从事。既克洛阳，松之居州行事。宋国初建，诏为太子洗马。除零陵内史，徵为国子博士。元嘉三年（426），“转中书侍郎，上使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广增异文，既成，奏之，上览之曰：‘裴世期为不朽矣。’”（《南史·裴松之传》）其时，三国往事早已淡忘，裴松之奉诏注陈寿《三国志》，根本无须有任何顾忌。清乾隆时著名学者、翰林院侍读学士纪昀评其《注》曰：“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此可知裴注采录张俨《默记》是极为正常的。

关于《后出师表》曾受非议问题，张俨《默记》中另有一《述佐篇》曾有论及，该文先列举非议之辞云：“诸葛丞相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伤残，西土苦其役调。”既而论之曰：“今仲达之才，減于孔明，当时之事，异于曩日，玄德尚与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军图敌邪？昔乐毅以弱燕之众，兼从五国之兵，长驱强齐，下七十余城。今蜀汉之卒，不少燕军，君臣之接，信于乐毅，……何惮于彼而不可战？夫兵以奇胜，制敌以智，土地广狭，人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于主，虽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张俨《默记·述佐篇》）以裴氏之博学，对此定有所知，或有共识，致使他毅然援引《默记》中的《出师表》一文。在诸葛亮本传中，裴《注》既录“郭冲五事”，而又逐一驳之，足见其采择之严。而在《后出师表》后仅云“出张俨《默记》”别无任何按语，以示其可信。

而且，《后出师表》云：“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此与《三国志·诸葛亮传》记其首次北伐失败后上疏曰：“臣以弱才……”等语何其相似。又《后表》中“鞠躬尽力，死而后已”，逼真再现诸葛亮之高风亮节，亦是举世公认的先贤古训。凡此，足证《后出师表》是诸葛亮手笔，这是不容置疑的。

其二，两《表》并载于《资治通鉴》获史家首肯。

《资治通鉴》是多卷本编年体的史书，共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前403），下迄五代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959），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其作者司马光，及其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皆系史学巨擘。其书卷七十，《魏纪二·明帝太和元年》先载入《前出师表》，又在《魏纪二·明帝太和二年（228）》载入《后出师表》。以之与陈寿《三国志》及张俨《默记》相对照，竟一字不差。足见司马光等史家对《三国志》所载《前表》和《默记》所载《后表》的采摘都是严肃认真的。此书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逐一述及各历史事件的因果、经过等情，向为学界所宗。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又说：“温公徧阅旧史，旁采小说，抉擿幽隐，荟粹为书。”胡氏所云全面概括了《资治通鉴》的功能，并客观记述了温公编写过程之严谨。就治学的常识而言，《资治通鉴》堪为明镜，其所载《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是无可怀疑的历史典籍。

此外，清乾隆时，在皇帝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的《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其《集部·汉魏六朝文》中，入载诸葛亮《隆中对》《前出师表》《后出师表》三文。虽然编撰《四库全书》过程中，有擅自窜改之情，学界多有指摘，但所载《后出师表》全文幸皆无损。《辞源》《辞海》皆有“鞠躬尽瘁”一词，其释文皆云出自《后出师表》。似可断言，在浩瀚的文苑中，《后出师表》已根深蒂固了。

其三，岳飞手书两《表》亦示其流传有据。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不仅战功卓著，而且精于文墨。数十年前，曾在书肆中购得岳飞手笔的字帖，名曰《岳少保书武侯出师二表》，先是《前出师表》，后是《后出师表》，再后，系岳飞自书的《跋》。三者笔体一致，可证是出自一人之手。其《跋》云：“绍兴戊午秋八月望前，过南阳，谒武侯祠，遇雨，遂宿于祠内。更深秉烛，细观壁间昔贤所赞先生文词、诗赋及祠前石刻二表，不觉泪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道士献茶毕，出纸索字，挥涕走笔，不计工拙，稍舒胸中抑郁耳。岳飞并识。”此跋首句云：“绍兴戊午秋八月望前”，即南宋绍兴八年（1138）八月十五的前一天。后文即述及他夜宿南阳武侯祠，目击前贤赞颂诸葛先生文辞，感慨之际挥泪书写两《表》的情景。虽只寥寥数语，而情真意切，重要的是，它披露了岳飞生前所亲历的史实。

《宋史·岳飞传》称：“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这段话是说，自西汉以来，像韩信、彭越、绛侯周勃、灌婴这类武将并不缺少，而欲寻求文武全才、仁志兼备如岳飞者，却极为罕见。史书记载关云长对《左氏春秋》甚有研究，但无相关论文传世。岳飞北伐，至朱仙镇，以少胜多，大败金兵，金兀术溃逃。正在此时，朝廷诏令班师退兵。岳飞为文回奏朝廷，文中洋溢着满腔忠义之情，其儒雅真似孔明之高风。其实，岳飞文采并非独见于此。

岳飞的《满江红》词，是很多人都熟悉的，其文云：“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刀头血（又作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词中悲壮之情怀、优美之语句令人叹为观止。

正因为岳飞资兼文武，能诗善书，且深怀忠君报国之志，所以他夜宿南阳武侯祠，感念诸葛亮之为人和他个人的身世，始有大书两《表》之豪情。以其文化底蕴，若《后表》有任何疑义，岂能不知？他坚信两《表》皆系诸葛亮的传世之作，基于对诸葛亮的敬重和对两《表》的赞颂，才有大书两《表》之盛举。

试看两《表》被镌之于碑，镶嵌在南阳武侯祠大殿左侧的碑廊里，全文共1300余字，皆一气呵成的行草书，行笔如龙飞凤舞，风驰电掣，时而重如金锥，时而细如毫发，顿挫抑扬，大气磅礴，尽显英豪之气。历代观者云集于此，既欣赏岳飞之书姿，更崇尚岳飞的人品。目睹两《表》石碑，诸葛亮与岳飞两人之英名与勋业震撼人心，并将永远流芳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