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诸葛亮躬耕地的档案文献文化内质传播意义

史籍和文学在很多情况下须借助档案文献编纂这种文化智能和文化手段才能得以继承和发扬，独立地发挥着积累、传播、创造人类文化的重要作用。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三国演义》前言写道：“晋朝史学家陈寿把这段历史编成史书《三国志》、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博览群书，注文多出本文数倍，增补了许多材料。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也是一本写三国历史的史书。同时，有关三国的故事一直流传不断。”^[22]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正文辞，通好尚”（高儒《百川书志》）。《三国演义》直接和间接涉及襄阳的故事和事件共有47个回目^[23]，其第三十七回“刘玄德三顾草庐”在隆中^[24]。

因此，当地应积极开发魏晋南北朝档案文献资源，做好文化内质传播和历史记忆的存储，对隆中珍贵档案文献进行策划，如选择珍贵的题词书画或历史著作等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重视档案文献中诸葛亮躬耕地隆中的价值。认真做好档案文献传播，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为精神文明建设和学术研究服务，对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而深远的社会意义。

作者单位：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档案局

【注释】

[1]人民大学档案学院.五门课程应试必读.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200.

[2]冯岩.两晋南北朝时期文书档案工作发展浮沉.兰台世界，2013（7）.

[3]赵彦昌，李国华.魏晋南北朝时期档案职官研究.

[4]冯岩.两晋南北朝时期文书档案工作发展浮沉.兰台世界，2013（7）.

[5]湖北省襄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李道南.襄阳人物志，1985：8－11，178－181.

[6]李翼鹏.襄樊著述志，内部资料，1987：13－16.

[7]习凿齿撰，黄惠贤校补.校补襄阳耆旧记.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6－12.

[8]习凿齿撰，黄惠贤校补.校补襄阳耆旧记.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20－23.

[9]晋宏忠，刘克勤，王界敏.论诸葛亮文化.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3：175.

[10]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920.

[11]于襄生.隆中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308－309.

[12]习凿齿撰，余鹏飞补校.补校汉晋春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28.

[13]郦道元.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2366.

[14]陈洪基，陈礼龙.千年习家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47.

[15]老舍.老舍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241.

[16]李元明.历代咏襄阳诗集注.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566.

[17]丁宝斋，等.一场不该发生的争论——谈诸葛亮躬耕地.襄樊日报，2002－7－8（A3）.

[18]朱东润，等.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39－241.

[19]郭锡良，等.古代汉语.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410.

[20]袁仲仁.诸葛亮文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0：1－2.

[21]袁仲仁.诸葛亮文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0：21－24.

[22]罗贯中.三国演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1.

[23]程元银.《三国演义》涉襄回目简介.史话襄阳，2013（6）.

[24]王力明.襄阳爱国主义教育大型图片展总脚本.湖北省襄阳县档案局，2001：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