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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文化研究(第2辑)
1.4.21.3 三、关公信仰的时代意义
三、关公信仰的时代意义

关公是中华民族共同崇拜的英雄,他的忠义、勇信、仁智都堪称民族的楷模。当前对关公崇拜远没有明清时期那样的声势与规模,但不少地方已经恢复或重建了关帝庙,关公神像也在民间广受群众欢迎。世界各地华侨和华人社团崇拜关公的热情一直不减。关帝庙尤其在东南亚各国仍十分普遍,香火旺盛。这都说明我们需要对关公崇拜这一文化现象进行全面认识和公正评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功利主义盛行的当下,大力弘扬关公信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弘扬关公信仰可以筑牢我们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堤坝,防范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袭,守护我们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和信仰支柱。崇拜英雄是一个民族奋发图强、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1936年,郁达夫在鲁迅的追悼会上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一个有英雄而不知尊重的民族则是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一个不崇拜英雄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正是有了侠肝义胆、敢于担当、奋不顾身、前赴后继的英雄群体的支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才穿越灾难和战争,完成灾难命运的巨大的转折,得到了精神上的升华。不管时代如何变化,英雄人物始终是指引历史前进的精神坐标。他构成了一个民族向往正义、追求崇高的精神支柱。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几千年来对圣贤、英雄的崇拜为我们积淀了深厚精神信仰根基,使我们中华民族有了一整套的价值判断标准。例如,儒家的礼义廉耻、孝悌忠信,道教的淡泊宁静、超凡脱俗,佛家的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等,都已经凝固到我们民族的血液之中,千百年来一脉相承。而关公身上的忠义仁勇信正是儒释道核心精神的集中体现。当我们想到义薄云天、大义凛然、义不容辞、义无反顾、舍生取义这些成语时,总是让人想起三国名将美髯公关羽。他用生命诠释着这些闪光的成语,令人望而生畏,肃然起敬。后人为他建庙设坛,表达对他的永久崇拜和敬仰,不仅是对英雄个人的祭奠,也是对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弘扬。

其次,弘扬关公信仰可以坚定我们对“忠义仁智勇信”等中华传统美德的信念,效法关羽的忠义神勇精神,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守护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底线。关公作为中国的武财神,并不见利忘义、为富不仁、唯利是图。恰恰相反,他时时处处“义”字当头,以道义为重,以义制利,见利思义,甚至舍生取义。《三国演义》在描写桃园结义时的誓词里,既有“上报国家”的忠义,又有“下安黎庶”的仁义;既有“救困扶危”的侠义,又有同生共死的情义。关羽的一生,正是不折不扣地履行着这一誓言,使“义”的表现异常丰富和生动。例如,许田射猎时企图除掉曹操,表现出对汉室的忠义;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表现出对旧主的忠义;因黄忠马失前蹄而不肯加害黄忠,表现出济困扶危的侠义;华容道上释放曹操,既表现出知恩必报的仁义,又表现出不乘人之危的侠义;秉烛达旦立于户外,则表现出对嫂夫人的礼义、对刘备的忠义和对兄弟的情义;至于他与刘备、张飞的情义,可谓“财贿不动其心,爵禄不移其志”,善始善终,表里如一,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为古往今来朋友兄弟之谊最真最善最美的典范。这里体现了他忠于国家、朋友有信、不为富贵而忘记情义的高尚节操。特别是刘、关、张没有铜臭味的桃园结义对世俗生活中的重利轻义、见利忘义行为也是一种反讽,为千古世人所敬重。李贽曾尖锐地指出:“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谁识桃园三结义,黄金不解结同心。”(《过桃园谒三义祠》)这表现了人们要求摆脱世俗偏见而追求真情实谊的美好愿望。

再次,弘扬关公信仰可以不断激发人们的雄心壮志和远大理想,借着从英雄身上汲取的力量不断磨炼自己的意志和情操,努力完善和升华自己的人生境界,在充满艰辛和坎坷的道路上勇敢前行。现代哲学家贺麟在《论英雄崇拜》一文里指出,“英雄就是伟大人格,就是永恒价值的代表者或实现者。永恒价值就是指真美善的价值,能够代表或实现真美善的人就可以叫作英雄。真美善是人类文化最高的理想,所以英雄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创造者或贡献者,也可以说是使人类理想价值具体化的人,是各式各样出类拔萃的人物,包括文人、武将、宗教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预言家等。他认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间,人与人之间必须学会互相尊重、互相欣赏和钦佩。假如每一个人都自己以为自己是英雄,不崇拜任何别的英雄,那么这个民主社会绝对不能向前发展。”[3]纵观历史发展,每一个民族都会有一个特有的价值理想追求。而关公作为融合了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英雄,正是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追求。当人们崇拜关羽这位三国英雄人物时,在内心潜移默化地获得有益的启迪和感化。另外,英雄之所以被称为英雄,是因为在他身上包含着诸如正义、良知、智慧、勇敢等多种可贵品质,正是这些最朴素最本真的人类道德闪耀的光芒照亮了历史的天空,为芸芸众生指引了道路。当我们在崇拜关公的时候,也在无形中强化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是非善恶荣辱观。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是这种精神与精神的交契,人格与人格的感召,才是英雄崇拜的真正意义所在。人们在这种精神导向的作用下不断激发自己的潜能,在顺境中居安思危,在逆境中知难而上,勇往直前。不是每个人都能当英雄,不是每个人都能到达顶峰,但一个人在英雄的光环鼓舞和照耀下,就能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就不会在庸庸碌碌的生活里沉沦,也不会在浑浑噩噩与声色犬马的享乐中迷失自己。

最后,我们想说的是,弘扬关公信仰并不是让人们盲目地崇拜关公,更不是弘扬狭隘的哥们义气、帮会义气,而不顾国家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宣传个人崇拜。英雄崇拜不等于盲目地顶礼膜拜,而是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上对英雄的敬仰和崇拜。英雄崇拜需要有胆识,更需要有智慧。正如贺麟在《论英雄崇拜》中所说:“其实崇拜英雄需要相当知识,必有知识,方能认识英雄,因此也方能够崇拜英雄。知识不仅不是崇拜英雄的障碍,反而是崇拜英雄所不可少的条件。提倡崇拜英雄,绝不是反理智、反理性、反学术文化以回复原始时代的自然状态。”[4]明清时期和近现代的民间宗教和会党结社大都利用了人们对关公信仰的影响。他们以桃园结义为榜样,义气相激,成为其内部团结合作的精神纽带。由于这些宗教和会党在民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因而关羽崇拜也被普及社会底层的各个角落。例如,清代流传甚广的白莲教信奉关羽、三合会尊祀关羽、哥老会会场中挂关羽神像予以礼拜、义和团敬拜关羽、近代上海青红(洪)帮敬拜关羽。这里虽然蕴含有道德约束的成分,但同样包含极强的狭隘义气和愚昧的成分,缺乏深刻的理性道义基础。英雄崇拜一旦失去文化和知识支撑,极有可能走向狂热迷信,产生极大的毒害性。这种毒害性可使一个人心灵扭曲,给社会、民族或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

总之,关公信仰是中华民族一种独特而复杂的文化现象,是中国古代英雄崇拜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千百年来,关公信仰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更新着自己的内涵。直到今天,这一文化现象也仍然鲜活地存在于中国和世界各地。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关公信仰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它的文化内涵,才能正确地评价它,合理地利用它,成功地引导它,从而有效地支持我们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作者单位:陕西理工大学历史系

【注释】

[1]胡小伟.关公崇拜溯源:上册.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

[2]卡莱尔.论英雄和英雄崇拜.何欣,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12.

[3]贺麟.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71.

[4]贺麟.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