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161—219），据《三国志》记载：关羽字云长，仪表威武，武艺超群，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投奔刘备，起兵争雄，与刘备、张飞“桃园三结义”。建安五年（200），曹操大败刘备，取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俘关羽，封为偏将军。后因阵斩袁绍大将颜良，解白马（今河南滑县旧滑县城东）之围，封汉寿亭侯。后挂印封金，仍归刘备。刘备占据四川建立蜀国，封为前将军，镇守荆州，战死后追谥为“壮缪侯”。西晋史学家陈寿撰《三国志》为其立传，着重记载了他的忠义和勇烈。陈寿评论他“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有国士之风”，同时也指出他“刚而自矜”“以短取败”。西晋时，作为历史人物的关羽还没有被神化的迹象。南朝宋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只是丰富了陈寿志传中的一些细节，补充了“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等材料，也无神化关羽的只言片语。这一时期尽管有些武将认可关羽“称万人之敌”的勇烈，但不表示他们崇拜关羽的人格。

南朝梁以后，关羽显灵的传说开始由荆州等地逐渐向全国扩散。传说陈废帝光大年间（567—568），天台宗智者大师至湖北当阳玉泉山建寺庙。智者大师在坐禅时见一位金甲神对他说：“余汉寿亭侯也，愿舍此地为挂锡处，请安禅七日，以观其效。”智者坐禅七日以后，当晚万壑震动，风号雷加，于是决定湫潭为建寺基址。隋开皇十二年（592），晋王杨广为智者大师奏请在玉泉山建寺，并亲书“智者道场”匾额。寺西北三百步，建有关羽遗庙，是当年关羽被斩首的地方。开皇十三年，智者在玉泉寺讲授《法华经玄义》和《摩诃止观》，其间曾举行盛大仪式，为关羽亡灵授“菩萨戒”，于是关羽成为佛门弟子。

唐五代时期，为关羽立庙祭祀的习俗已经盛行于荆楚大地，但还没形成全国规模。在出土的唐德宗贞元年间董侹在《重修玉泉关庙记》中发现，当地老百姓对关羽的崇拜程度已经很深。人们普遍认为，关羽其人虽死，但神明犹在，“邦之兴废，岁之丰荒”全依托于他。另外，佛教禅宗北派创始人神秀曾在当阳玉泉山东的楞伽峰南麓建造大通禅寺，并以关羽为护法伽蓝。至唐末五代，关公信仰已涉及全国各地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对关羽的崇拜也从自发性信仰演变为制度性祭拜，说明关羽完成了由历史人物向宗教神灵的演变，成了中华民族所普遍敬仰和崇拜的神灵。

宋明时期，关公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宋哲宗封关公为显烈王，宋徽宗封关公为义勇武安王。这是关羽死后首次被皇帝册封为王。以后历朝均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封，关羽的地位也不断提高。元朝时期，元世祖忽必烈鉴于只有文圣而无武圣，特地封关公为武圣，列入祭典。元文宗加封关公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民间已经开始称关公为关帝。明代万历十八年（1590），朝廷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帝。万历四十二年（1614），又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关羽俨然成了君临一切的上界天神和人间帝王。由于朝廷极力推崇，民间对关羽的崇拜在宋明时期也掀起高潮。这时民间已有许多关公的戏曲和评书，影响很大。关帝庙遍布全国各地，男女老幼无不祭拜，一年四季香火不断。明代文学家徐渭在《蜀汉关侯祠记》中说：“蜀汉前将军关侯之神，与吾孔子之道，并行于天下。然祠孔子者止郡县而已，而侯则居九州之广，上自都城，下至墟落，虽烟火数家，亦靡不醵金构祠，肖像以临，球马弓刀，穷其力之所办。而其醵也，虽妇女儿童，犹忻踊跃，惟恐或后。以比于事孔子者，殆若过之。噫亦盛矣！”著名思想家李贽说：“盖至于今日，虽男妇老少，有识无识，无不拜公像，畏公之灵，而知公之为正直，俨然如在宇宙之间也。”（《关王告文》）由此可见一斑。特别是元代以来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问世，使关羽名声大震，成为古今第一将，忠义和勇武的化身。明朝时期关羽崇拜日益广泛传播，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成功地塑造了关羽形象以及《三国演义》在民间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三国演义》以“桃园结义”开篇，表明了作者对“义”的颂扬。作者通过成功塑造关羽这一被清人毛宗岗称为“义绝”的典型形象来实现他对“义”的歌颂。在关羽身上，体现了“义”的全部丰富性和生动性，展示了一个集中华传统道德与英勇盖世古代名将的人格力量于一身的英雄形象，必然引起全社会的热切关注。关羽的“义绝”正是他被社会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方人士所崇拜的根本原因。《三国演义》第七十七回“玉泉山关公显圣，洛阳城曹操感神”，写关羽遇害后阴魂不散，皈依佛门，成为民间广为流传的神话。

将关公崇拜推至顶峰的是清代。清统治者入关前就将《三国演义》作兵书来阅读，桃园结义即是清世祖与蒙古诸汗结拜兄弟的楷模。清兵入关以前，对关公就十分崇拜。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前一年（1615），即在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县）内城南门修建关帝庙，是后金国初期七大庙之一。皇太极崇德八年（1643）以沈阳为京城，即敕建关庙，赐额“义高千古”。清朝统治者入关后，对明代统治者尊崇关羽的做法予以继承和发展。顺治元年（1644）即封关公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康熙帝于1703年西巡途经山西解州时拜谒关帝庙，亲书“义炳乾坤”匾额。雍正三年（1725）颁诏，比照祭祀孔子的典礼规格，追封关帝三代俱为公爵。此为关羽列入符合儒家规范之国家祭祀主神护国佑民的开始。乾隆四十一年（1776）颁诏：“所有《三国志》内关帝之谥，应改为忠义”。咸丰四年（1854）颁诏更定关庙祭礼与祭孔规格全然相同，祭祀关公的典礼达到极盛，祭祀关公要行三跪九叩大礼，乐六奏，舞八佾，如帝王庙仪。光绪帝追封关公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佑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达到关公最高封号。此外，清廷在坤宁宫还特别保留有满洲原始信仰“堂子祭”，朝祀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等。满族统治者认为，关公曾保佑后金夺取天下，因而称之为关玛法、关祖，尊他为堂子祭三天神之一，每年都有对“三军之帅关圣帝君”的祷告奉献，非常隆重虔敬。这个习惯贯穿清代始终。满族民间家祭所供三神位亦有关公，可知崇祀之深。在朝廷的推崇和加封影响下，民间的关羽崇拜现象比明代愈演愈烈，祭祀关羽的活动不分地域、不分老幼、不分节令地进行着。清代的关帝庙遍于全国各地城市乡村，其数量之多，恐怕只有观音庙能与其相比。民间祭祀关公的活动时间大致与官方的时间一致，范围遍及中国和世界各地，祭祀关公成为民间最热闹的节日之一。^[1]

1900年义和团运动前后，举国上下的关公崇拜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天津义和团的揭帖称玉帝敕命关帝为先锋，在灭洋斗争中打头阵。义和团首领曹福田住室悬挂的神像也以关帝为首。有研究者调查山东各地的关帝庙像土地庙一样多，几乎城市的每条街、乡下的每个村都有一座。当问及当地老百姓过去最崇拜什么神时，老人们不假思索地回答“关老爷”。

在国难当头、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清朝政府倡导崇拜关公是取其忠君勇武之义，而下层民众崇拜关公是出于义薄云天、忠义无双的朋友之义，同时也有自觉投身到保国保族的忠君爱国的大义的原因。义和团的“扶清灭洋”是下层人民对关公崇拜之义的自然体现。

但是到了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康有为、张之洞提出“庙产兴学”的主张。各地为筹措兴学经费、解决办学场所，亦纷纷欲提拨庙产或借用寺庙道观，很多地方的关帝庙遭到破坏和摧毁。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延续了清末利用道观佛寺庙产办学的思路，继续推行庙产兴学运动，在《寺院管理暂行规则》和《管理寺庙条例》中都明文规定为办理地方公益事业，地方官可以呈请拨用庙产。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张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打倒“孔家店”的同时，关公信仰也成为众矢之的。1927年，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又提出将各地佛教和道教的教产用来资助和发展国民新式教育。虽然政府保留了关圣帝君信仰的合法地位，但一些地方的关帝庙被改建为学校、机关、军营等，民间关帝信仰受到一定的限制。1949年新中国成立，关公信仰和关帝庙被看成是封建迷信，被彻底否定。改革开放以后，各地的关帝庙开始恢复了祭祀活动，关公信仰又一次在中华大地上蓬勃发展。自1990年起，关公的故乡山西运城市于每年农历九月在关公故里举办规模盛大的关公庙会，亦称金秋大祭，成为当地最为重要的一项祭祀活动。此外，在湖北当阳关帝庙、河南洛阳的关林等地都有大型的庙会和祭祀活动。

目前，全世界有四万多所关帝庙。在港澳台地区，关公信仰几乎延伸至每一个家庭。在海外华人聚居的地方都能寻觅到关公信仰的踪迹。在美国纽约、旧金山，日本神户、横滨、长崎、函馆等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都建有富丽堂皇的关帝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