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唐宋变革的当口、蜀汉人物崇祀融合的关键时期，蜀汉元首又一次冲在了前面。宋元时期蜀汉正统的重新确立、刘备崇祀地位的攀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转型，自下而上、由民间影响到官方的^[10]：乾德年间，宋太祖曾诏祭历代帝王。帝王行列中均是曹魏诸帝，不见刘备踪影。开宝三年（970）宋太祖下诏祭祀前代“功臣烈士”，刘备只以“蜀昭烈帝”的身份被放置在“功臣烈士”名属下，明显不认可其为正统^[11]。欧阳修《明正统论》以曹魏为正统，司马光不仅以魏为正统，而且有意淡化刘备的皇室血统：

昭烈之于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难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之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绍汉氏之遗统也。^[12]

而同是《资治通鉴》作者的刘恕则持反对意见，在学术、政治争论非常激烈的时候，下层民众则先行一步。苏东坡《东坡志林》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从民间的喜爱、推崇，演变成官方的认可，再有文人士大夫的崇敬作用于市民旨趣，刘备崇祀明显扩大发展为一种社会文化，更是整个三国文化中的一分子。

刘备崇祀地位被抬升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崇拜设施和地域的进一步拓展。绍兴二十八年（1158），中书舍人王刚中以图龙阁待制为四川安抚制置使，次年刚刚到任便拜谒成都先主庙、武侯祠，看到庙制狭小，遂决定重修祠庙。绍兴三十年（1160）三月落成，王刚中命任渊撰《重修先主庙记》：

明年夏四月，公始至，用故事谒诸祠，奠献至此，顾瞻太息曰：“有大功德于蜀人，宜莫如昭烈、忠武，庙貌乃尔，亦独何心？”亟命有司缮治之……祠与惠陵皆护以垣墉，限禁樵牧，筑室忠武祠北。明洁幽邃，有事于神者，得以休焉，盖旧所无也。用公万一千六百七十有八，为钱无虑二百万。^[13]

唐宋时期的崇祀活动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开放的体系，形成了新地方官到任要先去拜谒本地各种祠庙的习惯^[14]。这其实表明了官方并没有严格执行废止“淫祀”的制度，而是主动尊重地方神明，继而努力把“地方祭祀”纳入国家祭祀当中。与上述情况相似，《梅溪先生文集后集》卷二十八中《谒昭烈庙文》亦有载：南宋王十朋知夔州，重修昭烈庙，“岁月浸远，栋宇莫治。某来守是邦，过而兴喟，一新庙貌，薄荐殽胾”^[15]。这一时期，在北方，涿州地方的刘备崇祀较之唐代则更加兴盛。金代王庭筠《涿州重修汉昭烈帝庙碑》：

岁久屋老，才庇风雨。今年夏四月，里民始议增葺。于是富者以资，巧者以艺，少者走以服其劳，老者坐以董其功，稍完治中堂，新作门屏，又作两庑，配祀元臣……既成，具兴废岁月，乞文于庭筠，将以刻诸石。

王庭筠认为刘备崇祀的遗迹之所以能在涿州“岿然独存”，“悍夫暴客过堂下，敛兵肃跽不敢犯”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仁之入民深矣”，将普通民众的崇祀心理也道出八九。刘备所谓“不弃襄阳百姓”“以人为本”与“以百姓为刍狗”的很多帝王相比，先主确在民间赢得了很多尊敬。如前所说，王庭筠原作应当是《重修先主庙碑》，只称“先主”；而到了元代初期，郝经为突出“昭烈帝”的正统地位，以更正名分之意，作《涿郡汉昭烈皇帝庙碑》：

涿，故燕国也……每言曹魏篡汉之事，莫不唏嘘流涕。想见昭烈君臣父子之际，仁厚洒落，蔼然三代之风。故其祠下拜谒而致奠者，朝夕不绝。其岁时祀事，合沓走集，不远千里，指示楼桑故居，彷徨不忍去，故其神灵赫奕，又有盛于沛丰、南阳焉。庙在涿郡南十里，而近自隋唐五季辽金以来，皆即故居，代为增葺其正殿……故为推本汉氏家法心传，统体所在，正其名号，曰汉昭烈皇帝，榜其殿而碑诸庙。^[16]

郝经与王庭筠所言相似，都是把对刘备的崇祀归结为民众对“仁”的崇奉，但是郝经更进一步，把“仁政”与正乱兴衰联系起来。不仅民间祭祀“合沓走集”，而且文人士卿皆慕其“仁厚洒落，蔼然三代之风”。郝经对刘备崇祀理论进行了升华，反映了当时文士阶层对刘备崇祀的看法^[17]。到元代晚期，这种上升趋势仍然保持。据元人揭傒斯《敕赐汉昭烈帝庙碑》载：

燕俗庙祀汉昭烈帝、关将军羽及秦蜀郡太守李冰甚虔……媪为巫五十余年，媪死，益袭其业，如媪之神，遂合所得施与作昭烈帝及蜀太守庙于其里。前辽阳行省平章政事今中政院使哈剌帖木儿相以私钱若干，而殿堂门庑象设器物之属无不备。元统元年九月十日，为请于上降香币以落其成。明年三月六日，又言之奎章阁侍书学士沙刺班，使奏命臣傒斯纪其事于石，而上皆从之。^[18]

皇帝批准对昭烈庙“降香币”“纪其事于石”，故曰“敕赐”，其待遇不可不谓之高。从王庭筠到郝经、再到揭傒斯的大约150年中，刘备在涿州地区被崇祀的不断扩展正好再现了地方祭祀被纳入“国家祭祀”的一般过程：从普通民众的喜爱（王庭筠所记），到文人士大夫的推崇（郝经所记），最后由官员上书、皇帝支持批准（揭傒斯所记），这也正是诸多三国人物受到崇祀的基本文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