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孙权时期的奇术及其高度繁盛的原因浅析

朱健文

三国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国文化中的道术更是其中的一朵奇葩。当时的一些“专家”，在某些领域掌握了某些特殊技巧，其丰富多彩、神奇精工，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虽然他们坚持敝帚自珍、秘不传人的陈规，以致许多奇术没有得到流传，但幸运的是，在不少古人的著作中还是留下了许多蛛丝马迹，让我们可以由此揣知这些奇人高士们的辉煌成就。本文主要对东吴孙权时期的奇术及其高度繁盛的原因进行粗浅的探析。

孙权是东吴最重要的统治者，他不仅在位时间最长，而且影响也最大。孙权时期的东吴，有着高度繁盛的奇术。

首先介绍历数大家吴范。

吴范，字文则，会稽上虞人，《三国志·吴书·吴范传》载他“以治历数，知风气，闻于郡中”。投入孙权麾下后，便对孙权忠贞不贰，为东吴事业竭忠尽智，“委身服事，每有灾祥，辄推数言状，其术多效”，深得孙权之信赖。

吴范奇术见效，初见于孙权之征讨黄祖。

初平三年（192），孙权之父破虏将军孙坚“单马行岘山，为（黄）祖军士所射杀”（《三国志·吴书·孙破虏传》），孙氏兄弟由此与黄祖结下不共戴天之仇。待两人羽翼稍丰，他们便对黄祖接二连三地进行征讨。建安四年（199）、建安八年（203）、建安十二年（207），孙氏兄弟都有针对黄祖的重大军事行动，这些行动虽多有斩获，如“破其舟军”“虏其人民而还”等，但并未重创黄祖。建安十二年那次，吴范根据历数推定黄祖气数未尽，便婉转劝说孙权，声称“今兹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荆州刘表亦身死国亡”。孙权没有听从劝说，“遂征祖，卒不能克”，终久劳而无功。到了第二年，征讨行动却出奇的顺利，“军出，行及寻阳，范见风气，因诣船贺，催兵急行，至即破祖”。黄祖利用黑夜逃亡，孙权焦急，担心黄祖再次漏网，吴范胸有成竹，安慰说：“未远，必生擒祖”（《三国志·吴书·吴范传》）。当夜五更，骑士冯则果然追枭黄祖之首而还。神奇的是，是年刘表也果真病亡，而且荆州不久便落入曹操之手，历史的发展一如吴范所言。

吴范还准确地预测到刘备将获得益州。

早在建安十七年（212），吴范便肯定地对孙权说：“岁在甲午（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当得益州。”益州是蜀川重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年周瑜经孙权首肯曾决定亲自率兵取蜀，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事实上刘备夺取益州后，三国鼎立的局面才真正形成。雄才大略的孙权，对刘备之争益州当然是十二万分的重视。当时，吕岱正受命“以兵二千人西诱贼帅张鲁”，“鲁嫌疑断道，事计不立”（《三国志·吴书·吕岱传》裴松之注引《吴书》），孙权听了吴范的话，心里十分不踏实，便立即下令吕岱返还，自己也迫不及待地赶往川蜀。相遇于白帝后，孙权急忙向吕岱打听刘备情况，吕岱告以“备部离落，死亡且半”，并据此断言刘备取益州“事必不克”。孙权听了吕岱的分析，觉得吕岱说得有理，也认为刘备难以得到益州，于是“难范”，吴范坚信自己的历数修为，坦然自若地说：“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见者人事耳。”到了建安十九年（214）夏，刘备攻破雒城，接着“进围成都数十日，（刘）璋出降。……先主复领益州牧”（《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结果与吴范所料丝毫不差。

擒杀关羽之役，再次证明了吴范历数的准确。

刘备夺取益州后，违反承诺，推诿“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权忿之，力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荆州对西蜀与东吴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一日不解决荆州问题，东吴君臣便一天不得安心。建安二十四年（219），孙权与吕蒙密谋偷袭荆州守将关羽，然而此事干系太大，孙权必须小心谨慎，做到万无一失。“议之近臣，多曰不可。权以问范，范曰：‘得之。’”（《三国志·吴书·吴范传》）吴范的肯定答案坚定了孙权擒杀关羽的决心。吕蒙白衣渡江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关羽被迫龟缩麦城，为了创造逃跑机会，关羽施出“使使请降”的诡计。孙权心动，毕竟关羽是威震天下的战将，若能收为己用，终是人生一大快事，但孙权终非草莽，虽心存侥幸，却不会轻易上当。他径直向吴范请教：“（关羽）竟当降否？”吴范断然否定：“彼有走气，言降诈耳。”失掉幻想的孙权马上“使潘璋邀其径路”，这时侦察人员前来报告关羽已经逃跑，吴范说：“虽去不免。”孙权怀疑加不放心，便问何时可得验证，吴范脱口而出：“明日日中。”接下来的事情颇有戏剧性：“权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权问其故，范曰：‘时尚未正中也。’顷之，有风动帷，范拊手曰：‘羽至矣。’须臾，外称万岁，传言得羽”（《三国志·吴书·吴范传》）。

吴范其他的占验之事还有很多，如“权与魏为好，范曰：‘以风气言之，彼以貌来，其实有谋，宜为之备。’刘备盛兵西陵，范曰：‘后当和亲。’终皆如言。”又如“初，权为将军时，范尝白言江南有王气，亥子之间有大福庆”（《三国志·吴书·吴范传》）。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是庚子年，曹丕称尊号，不久即封孙权为吴王，吴范所言再次应验。

吴范屡试不爽的历数风气之术，引起了孙权的兴趣，孙权“数从访问，欲知其诀”。或许真是“范秘惜其术，不以至要语权”，当然也可能是孙权与术数无缘而难以登堂入室，以至“黄武五年，范病卒。……于是业绝”，为后人留下了大大的遗憾。

几乎与吴范同时，东吴大地灵气蕴集的沃土，还孕育出另外一位运算奇才，他的名字叫赵达。

赵达是河南人。因避战乱，脱身渡江来到江东定居。《三国志·吴书·赵达传》称他“治九宫一算之术，究其微旨，是以能应机立成，对问若神”。有一次，头顶掠过一群飞蝗，他立刻报出了蝗虫的数目。在场的一位朋友不相信，故意为难他，说：“飞者固不可校，谁知其然？此殆妄耳。”为了让人心服口服，赵达“使其人取小豆数斗，播之席上”，然后他马上报出了小豆的总数目。这个人当然不肯轻易相信，便一粒一粒地数了一遍，结果竟一粒不差！人们瞠目结舌，不得不钦佩赵达的如神算技。

射隐伏也是赵达的拿手好戏。有一次，赵达到一位知交好友家，好友留他吃饭。饭前，好友故意装出惭愧的样子，对赵达说：“仓促之间，来不及出去采办美酒佳肴，无物可助谈兴，怎么办呢？”赵达含笑不言，随手取出盘中的一只筷子，反复比划了一通后说：“卿东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辞无？”当时在座的还有其他宾客，他们皆知实情，因此个个惊讶。主人面红耳赤，自我解嘲说：“以卿善射有无，欲相试耳，竟效如此。”并马上取出酒肉，与大家酣饮一番。酒足饭饱，众人兴致不减，好友在“书简上作千万数，著空仓中封之，令达算之”，赵达不假思索地便报出了书简的精确数目，并指出书简的数目与书简上书写的数目不相同，这种快速精微的运算术再次令友人们赞叹不已。

孙权对赵达之术也十分敬佩，《三国志·吴书·赵达传》称：“初，孙权行师征伐，每令达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同书裴松之注引《吴书》说：“初，权即尊号，令达算作天子之后，当复几年？达曰：‘高祖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权大喜，左右称万岁。”孙权于黄龙元年（229）即皇帝位，太元二年（252）以七十一岁高龄谢世，在位时间恰为二十四年。再如吴黄武三年（224），魏文帝曹丕出广陵，图谋侵吴，吴人在一夜之间，自石头至江乘临江遍筑疑城，惊走曹丕。但孙权不放心，“令赵达算之，曰：‘曹丕走矣，虽然，吴衰庚子岁。’权曰：‘几何？’达屈指而计之，曰：‘五十八年。’权曰：‘今日之忧，不暇及远，此子孙事也。’”吴亡国于孙皓天纪四年（280），是年干支正是庚子，离曹丕临江兴叹“彼有人焉，未可图也”，首尾相加也正巧五十八年，事实再次证明赵达的正确。

赵达对那些“反昼夜暴露以望气祥”的星相风气术者颇为不屑，对自己“不出户牖以知天道”的神术则十分自傲与珍惜。东吴的文人学士慕其奇技，纷纷向他求教，阚泽、殷礼等名儒也“亲屈节就学”，但赵达“秘而不告”，不得已时则讲些皮毛敷衍塞责。太史丞公孙滕从小师事赵达，虽“勤苦累年”，但还是不得衣钵。就是孙权向他请教方法，赵达也“终不语”，并“由此见薄，禄位不至”。

赵达还准确地算到了自己去世的日子。随着赵达的离去，其九宫一算之神术也随之销声匿迹。这真是中国科技史上天大的不幸。

还有刘惇，《三国志·吴书·刘惇传》载其平原人，汉末避乱南徙，“以明天官、达占数显于南土。每有水旱寇贼，皆先时处期，无不中者”，后归孙权，“惇于诸术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穷尽要妙，著书百余篇，名儒刁玄称以为奇。惇亦宝爱其术，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除了上面三人，《三国志·吴书·赵达传》注引《吴录》载：“孙吴时皇象善书法，严武善围棋，宋寿善梦，曹不兴善画，孤城老妪能相人，及范、惇、达八人，世皆称妙，谓之八绝云。”可见孙权时期东吴奇术之盛。

因为失传让人扼腕长叹的，还有东吴魔术大师介象的魔幻之术。

介象，字元则，东吴会稽人。因为“有诸方术”，所以声名远扬。有关介象拥有不可思议的魔幻之技的消息被吴主孙权获悉后，一贯爱才若渴的孙权马上将介象征召到武昌。孙权十分敬贵介象，他不但专门为介象建造了高门豪宅，还短时期内赏赐千金，并且尊称介象为介君。

孙权敬贵介象的目的，是想向介象学习奇术。葛洪说孙权曾从介象学“蔽形之术”，而且颇有成就：“试还后宫，及出殿门，莫有见者。”如果这不是安徒生《皇帝的新装》一样的闹剧，那么孙权的隐身术是获得成功的。事实上介象的“蔽形之术”并非孤证，如《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裴松之注引《辂别传》，记载管辂同乡翟文耀也善隐形之术，可见这并非一定是无稽之谈。

介象的魔术当然不仅“蔽形之术”，孙权曾经请介象在众人面前献技，介象“种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这种播种后浇上水随即长出藤蔓并开花结果的魔术，稗官野史中多有记载，相信并非完全是凭空杜撰，只是现在还不知其所以然而已。

《神仙传》还称，有一次，孙权与介象谈论脍鱼何者最美的问题，介象认为鲻鱼最好。孙权说：“还是讲附近的鱼吧，鲻鱼虽好，但它生活在遥远的大海中，哪里可以得到啊？”谁知介象哈哈笑道：“可得耳。”孙权不信，介象随即让人在殿堂中作一方坎，用水灌满后，站起身“垂纶于坎中。须臾，果得鲻鱼”。孙权十分惊喜，问介象“这鱼可食吗？”介象回答说：“这是特意为陛下取以作生脍的，怎么敢取不可食之物！”于是交给厨房去烹饪。孙权食指大动，说：“曾听蜀使谈起过，用蜀姜作齑甚好，可惜现在没有。”介象曰：“要得蜀姜容易，希望你差遣一位使者，并付给他买姜的钱。”孙权于是指使一位贴身之人，“以钱五十付之。”介象画了一道符，贴到一根青竹杖上，吩咐使者闭目骑杖，前往蜀川买姜。“此人承其言骑杖，须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处，问人，人言是蜀市中，乃买姜。”这时还发生了一段令人意想不到的他乡遇故知的小插曲：“于时吴使张温先在蜀，既于市中相识，其惊，便作书寄其家。”当然，更出人意料的还是此人买姜完毕，“捉书负姜，骑杖闭目，须臾已还到吴，厨下切脍适了。”

《太平广记》卷一三引《神仙传》载：介象“如此幻法，种种变化，不可胜数。后告言病，帝遣左右姬侍，以美梨一奁赐象。象食之，须臾便死，帝埋葬之。以日中时死，晡时已至建业。所赐梨付苑吏种之，吏后以表闻。先主即发棺视之，唯一符耳。帝思之，与立庙，时时躬往祭之。”《抱朴子内篇》卷一五《杂应篇》又载：

或问辟五兵之道。抱朴子曰：“吾闻吴大皇帝曾从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书北斗字及日月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试左右数十人，常为先登锋陷阵，皆终身不伤也。”

介象的魔幻之术实在太过神奇，所以裴松之有“近为惑众”的评论，但裴松之也实事求是地叙说当时记载介象魔幻之术的书文“颇行世”，即介象拥有相当数量的“粉丝”，他慨叹神仙之术高深而难以测量，担心自己“近为惑众”的评论是臆断，是“夏虫不知冷冰”。

此外，以变幻莫测为能事者，还有葛玄，时人称葛仙公，《三国志》卷六三裴松之注引《抱朴子》云：

时有葛仙公者，每饮酒醉，常入人家门前陂水中卧，竞日乃出。曾从吴主别，到洌州，还遇大风，百官船多没，仙公船亦沉沦，吴主甚怅恨。明日使人钩求公船，而登高以望焉。久之，见公步从水上来，衣履不沾，而有酒色。既见而言曰：“臣昨侍从而伍子胥见请，暂过设酒，忽忽不得，即委之。”

《太平广记》卷七一《道术一》引《神仙传》载：

葛玄，字孝先，从左元放“九丹金液仙经”，未及合作。常服饵术，尤长于治病，鬼魅皆见形，或遣或杀。能绝谷，连年不饥；能积薪烈火而坐其上，薪尽而衣冠不灼；饮酒一斛，便入深泉涧中卧，酒解乃出，身不濡湿。……吴大帝请玄相见，欲加荣位，玄不听，求去不得。以客待之，常共游宴。坐上见道间人民请雨，帝曰：“百姓请雨，安可得乎？”玄曰：“易得耳。”即便书符著社中，一时之间，天地晦冥，大雨流注，中庭平地水尺余。帝曰：“水宁可使有鱼乎？”玄曰：“可。’复书符水中。须臾，有大鱼百许头，亦各长一二尺，走水中。帝曰：‘可食乎？’玄曰：‘可”。遂使取治之，乃真鱼也。

又有介琰，干宝《搜神记》卷一载：

介琰者，不知何许人也。……常往来东海，暂过秣陵，与吴主相闻。吴主留琰，乃为琰架宫庙。一日之中，数遣人往问起居。琰或为童子，或为老翁；无所食啖，不受饷遗。吴主欲学其术，琰以吴主多内御，积月不教。吴主怒，敕缚琰，著甲士引弩射之。弩发，而绳缚犹存，不知琰之所之。

还有姚光，《三国志》卷六三裴松之注引《抱朴子》云：

又有姚光者，有火术。吴主身临试之，积荻数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数千束荻裹之，因猛风而燔之。荻了尽，谓光当以化为烬，而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书。吴主取其书视之，不能解也。

东吴以奇术名闻遐迩者，还有易学大师虞翻和陆绩。关于他们的史迹，陈寿《三国志》叙说较详尽，所以此处不再蛇足。另外，会稽山阴人阚泽据曹丕之名断言文帝在位“不及十年”的测字术，也足以书上一笔。

上述这些奇术，绝大多数是道术，奇术的拥有者也多为道士之流。也就是说，东吴孙权时期这些奇术的高度繁盛，离不开当时道学的广泛传播。那么，又是什么导致东吴孙权时期道学的广泛传播呢？粗略分析，原因至少有三：

首先，孙权家族有着深厚的崇奉巫觋的文化传统，这为东吴奇术的生长壮大提供了充裕的阳光。

孙权的父亲孙坚，作战勇敢，当时的大军阀董卓对他十分忌惮，但他有勇更有谋。在指挥军队作战时，便利用过巫筮。《三国志·吴书·孙破虏传》裴松之注引《吴历》记载：孙坚在南阳，太守张咨“既不给军粮，又不肯见坚。坚欲进兵，恐有后患，乃诈得急疾，举军震惶，迎呼巫医，祷祀山川”。由此设计杀了张咨，夺取了南阳。从孙坚“迎呼巫医，祷祀山川”的举措看，他是颇重巫筮之术的。

其实，东吴自发迹至亡国，始终伴随着各种神奇灵异的传说。这些东西从产生到广为流传，必须以符合孙氏家族的口味为前提。

关于东吴发迹之祥瑞灵异，《三国志·吴书·孙破虏传》注引《吴书》载：

坚世仕吴，家于富春，葬于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曼延数里。众皆往观视。父老相谓曰：“是非凡气，孙氏其兴矣！”及母怀妊坚，梦肠出绕吴昌门，寤而惧之，以告邻母。邻母曰：“安知非吉征也。”

《宋书》卷二七《符瑞志》载：

孙坚之祖名钟，家在吴郡富春，独与母居。性至孝。遭岁荒，以种瓜为业。忽有三少年诣钟乞瓜，钟厚待之。三人谓曰：“此山下善，可作冢，葬之，当出天子。君可下山百步许，顾见我去，即可葬也。”钟去三十步，便反顾，见三人并乘白鹤飞去。钟死，即葬其地。

又，《三国志·吴书·妃嫔·孙坚吴夫人传》注引《搜神记》载：

初，夫人孕而梦月，既而生策。及权在孕，又梦日入其怀，以告坚曰：“昔妊策，梦月入我怀，今也又梦日入我怀，何也？”坚曰：“日月者阴阳之精，极贵之象，吾子孙其兴乎？”^[1]

此外，关于孙坚发迹，《太平广记》卷三七四《异苑》又载：

孙坚丧父，行葬地，忽有一人曰：“君欲百世诸侯乎？欲四世帝乎？”答曰：“欲帝。”此人因指一处，喜悦而没。坚异而从之。时富春有沙涨暴出，及坚为监丞，邻党相送于上，父老谓曰：“此沙狭而长，子后将为长沙矣。”果起义于长沙。

以上这些灵异奇事，很有可能是东吴建立后，为神话其统治而制造出来的。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孙氏出自寒门，缺乏门望，于是大肆编造灵异以自神，这是历代出自寒微的统治者的惯例，无可厚非。这些神话的制造者，有的本身就是统治者内部的高明人士。例如孙坚吴夫人，为东吴的开国与长治久安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陈寿称赞她“助治军国，甚有补益”。她的“梦月”“梦日”，焉知不是她的天才创造？至于其他大部分的神迹，应该是统治者豢养的精于谶纬的巫筮之士的发明。东吴统治者制造、鼓励、默认这些言论，一方面表明其家族有着深厚的崇奉巫觋的文化传统，另外也为道术的立足与发展提供了充裕的阳光。

其次，孙权本人对道术的信仰与追捧起了推波助澜的催化剂作用。

以葛玄、介象为代表的道术之士，虽身兼数技，但其核心是成仙之术。孙权与他们交往，绝非仅仅出于好奇而练习隐身遁形等幻术，而是希望能够长生不死。对此，孙权不仅与诸方术之士交往密切，而且还效仿秦始皇海上寻求仙药。黄龙二年（230）春正月，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以往人们论此，或说其拓展海上交通，或说其意在扩大人口等等，这些都是客观的结果，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难以排除孙权的原始动机是寻求仙药，以企长生不死。^[2]

孙权在日常生活中也信奉巫术。干宝《搜神记佚文》载：“吴先主病，遣人于门观不祥。巫启：‘见一鬼，著绢巾，似是大臣将相。’其夜，先主梦见鲁肃来入，衣巾如之。”这里说孙权遇鬼生病，以巫为医，可见孙权宫廷中的日常生活里也充满了巫筮气息。

下面这段文字，特别值得重视：

权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邪！”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三国志·吴书·虞翻传》）

张昭是一位不苟言笑、很正统、很严肃的儒学重臣，他当然很清楚“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教诲，孙权竟然与之谈论孔夫子讳言的神仙，而且重臣虞翻因为表示了不同意见，便遭到流放，可见孙权笃好神仙程度之深。

“楚王好细腰，宫女多饿死”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孙权在信仰方面对道术的痴迷与追捧，对东吴道术的繁盛起了推波助澜的重大作用。

中国台湾学者丁煌先生《汉末三国道教发展与江南地缘关系初探——以张陵天师出生地传说、江南巫俗及孙吴政权与道教关系为中心之一般考察》一文，以为“孙权之好巫术与道，特尤甚矣”，并特别指出孙权的这一文化习尚还对其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不仅直接导致其出兵夷洲、亶洲等地，而且导致孙权及其后继者皆多好符瑞。丁先生特别指出：“综观孙权凡立年号，皆出符瑞。继次以后在位诸嗣主，其纪元无不皆然。……析孙权之好符瑞，固源于两汉谶纬受命、五行灾异说炽盛，其时欲图篡谋叛或冀保政权在位两者，皆假天命所归，惑民从己以遂夙愿。孙氏一门之伍，乃特好之盖又逾于曹、刘二家也。”至于孙权好道之原因，丁先生以为“孙氏居江东，系出吴郡富春，受当地风尚影响，而好巫、道，理所当然。史载孙权好称符瑞，颇类王莽、光武，且效秦皇、汉武故事寻仙海外，实张术人道流声势，就今存载籍观察，三国时期各国人主，迷尚于此无有过乎孙权者”。其又依据孙权与诸道术之士的交往情况，说：“就以上所述，足证孙权之好术数，几至若狂矣，诚魏、汉（蜀）之主，无人能与之比拟者。”^[3]

第三，东吴民间传统的重视、尊敬道学的社会习俗，是东吴奇术大放异彩的重要土壤。

《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注引《江表传》：

时有道士琅琊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策尝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画之，名为仙人铧，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诸事之者，悉使妇女入见策母，请救之。母谓策曰：“于先生亦助军作福，医护将士，不可杀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尽委策下楼拜之，不可不除也。”诸将复连名通白事陈乞之，策曰：“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尝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此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录，勿复费纸笔也。”即催斩之，悬首于市。诸事之者，尚不谓其死而云尸解焉，复祭祀求福。

上文虽然强调由于道教领袖于吉深得将士之心，孙策惧而杀之，但是，字里行间，还处处透露出道学在东吴普通百姓中的广为普及，以及老百姓对道学的敬畏和信仰。

当时，除于吉以外，中土、蜀地的各道家流派都相继流传江东。例如，《抱朴子内篇》卷九《道意》载“李氏道”，也在汉末逐渐盛行江东。孙权时，蜀地有李阿，号“八百岁”，后有李宽“到吴而蜀语，能祝水治病颇愈，于是远近翕然，谓宽为李阿，因呼之为李八百，而实非也。自公卿以下，莫不云集其门，……于是避役之吏民，依宽为弟子者恒近千人，……宽弟子转相教授，布满江表，动有千许”。

另有“帛家道”，也是在孙吴时开始流传的。《神仙传》载帛家道创始人为辽东人帛和，其师则为吴孙权时人董奉，以行气、服术法授帛和。《抱朴子·道意》称汉晋江东道家流行说“诸妖道百余种，皆煞生血食”。据《真诰》，茅山道世家许氏、陶氏等之祖辈也是在汉末流徙丹阳地区的。^[4]

确实，汉末江东已成为道教传播的重要地区。据《三国志·吴书·孙破虏传》，会稽“妖贼许昌起于句章，自称阳明皇帝，与其子韶扇动诸县，众以万数”，孙坚招募精勇讨破之。所谓“妖贼”，就是地方道教教团性质的叛乱势力。

丁先生指出：“春秋末，吴、越二国之民特尚巫法。东汉末，方士术人多亡于江东、蜀地。江东孙氏一门，特好术数巫技逾于魏蜀之主。……东吴孙氏（策、权、亮、休、皓）诸主，好尚道术，颇亲道士巫人（道士系道术之士，初义与后世有异），相绍已成门风，亦地缘中特殊习尚使然。吴境本多巫流术人，汉末之乱及曹魏之严控，四方彼流往奔而至者，诚不在少。是以汉世诸种方术，皆盛行于东吴之境。彼流多有传其术于徒者，故诸法未尝中绝。”^[5]

作者单位：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银湖中学

【注释】

[1]关于孙氏发迹的神话，后来诸多志怪小说多有记载，并不断得到完善，如《太平广记》卷三八九《冢墓》所引《孙钟》等记载。

[2]《真诰》卷一一《稽神枢第一》载：“金陵，古名之为伏龙之地。……传所言二百余年耳，是吴孙权使人采金，屯居伏龙山，因名金陵。”又载句曲山“生黄金。……逮孙权时，又遣宿卫人采金常输官，兵帅百家遂屯居伏龙之地，因改为金陵之墟名也。……今大茅山南犹有数深坑大坎，相传呼之为金井，当是孙权时所凿掘也。今此山近东诸处碎石往往皆有金砂。”孙权命将士采金，固然出于开掘矿藏的需要，但也不排除其求取丹砂以炼制长生丹药的企图。

[3]丁煌.汉唐道教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

[4]相关史实与考述，任继愈先生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二章《魏晋之际道教的传播与分化》，叙说甚详。

[5]丁煌.汉唐道教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