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言，张鲁归顺曹操的理由是“本欲归命国家”，显然是把曹操看作国家的象征，而“归命”问题牵扯到“王命”“天命”所属的根本原则问题。东汉初年，洛阳刘秀和西蜀公孙述分别以图谶称帝，后刘秀写信批判公孙述“妄引谶记”，公孙述也据谶反驳，其实是在争夺王命归属。班彪力劝陇右隗嚣归附刘秀，撰《王命论》一文，认为“刘氏承尧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故能鬼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可惜隗嚣顽固不化，隗嚣死后，刘秀举兵灭之。

刘备处在东汉末期，此时，大汉王朝气数已尽。普天下流传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宗教口号，而这种政治宣传由来已久。西汉后期，士人中有诳言“汉历中衰，当更受命”^[11]的隐秘教旨。如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甘忠可弟子夏贺良向衰帝所陈说“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12]王莽借此改制，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为度，用应天命。……服色配德上黄……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13]汉尚火德，为尧后。王莽“配德上黄”，尚土德，火生土，所以按五德终始相生顺序王莽自然顺位承西汉大统，不需要引起天地革命。前引刘秀尚火德，为尧后，对王莽来说是拨乱反正，可惜刘备生不逢时。

仍然是在成帝末年，甘忠可《天官历包元太平经》这本邪书问世以后，对两汉社会秩序构成重大影响。汉行尚赤，为火德。按当时通行的五德终始相克顺序，水能厌火，而那时恰恰就有大水发生，且引起民众极度恐吓。如《汉书·五行志》载：“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师相惊，言大水至。……民以水相惊者，阴气盛也。”汉尚赤，以火德胜，言大水将至，说明亡汉的应符呼之欲出，谁能承此大任了，自然就是土德，土德尚黄。所以洞悉阴阳法术思想的王莽、刘歆很快接纳这些东西，王莽造“九重华盖”“继立民母”，以图登仙^[14]，“服色配德上黄”^[15]。又说：“赤世计尽，终不可强济。皇天明威，黄德当兴，隆显大命，属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16]说明，王莽时期便已出现了“皇天上帝”符告天下“黄德当兴”的思想，这正是后来汉末流行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谶语的起始，也符合火德尽土德王的政治逻辑。

“汉历中衰”的神话甚至连清醒学者亦不能免，如扬雄者云“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乎”。时间上推，汉高祖己未年入关，至平帝乙丑，凡二百一十二年。《后汉书·张衡传》云：“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常好玄经，谓崔瑗曰：‘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复二百岁，殆将终乎？”张衡预感汉“复二百岁，殆将终乎”，说明东汉王朝也就二百年时间。一些官员也加入倒汉尚黄的行列，如桓帝延熹年间，白马令、善阴阳之学的甘陵人李云上书：“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岁，君期一周，当有黄精代见”^[17]。巨鹿人张角张梁起义时号称黄巾军，曹丕禅让时年号取曰“黄初”，可见尚黄思想顺天应民。

面对以“黄”代“火（赤）”的政治思潮，刘备、诸葛亮焉能不知？刘备手中最大的政治资本是皇亲后裔。《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先主姓刘，讳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但这种幻想以皇亲安邦的政治声音远不如宗教声音响亮彻底，尽管刘备行仁义、爱民如子，视民如伤；尽管诸葛亮《隆中对》于天下形势的分析入情入理，但人力不敌天命。

比如，就在刘备召集人马准备攻打汉中时，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巴西阆中人周群“数被征，终不诣。时人有问：‘《春秋谶》曰代汉者当涂高，此何谓也？’曰：‘当涂高者，魏也。’……先主欲与曹公争汉中，问群，群对曰：‘当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军，必不利，当戒慎之！’”蜀郡术士张裕也曾谏告刘备：“‘不可争汉中，军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裕又私语人曰：‘岁在庚子，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人密白其言……后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18]可见周群、张裕已看出刘备集团即使在汉中“得地”，但不“得民”政治窘境。其实，早年，益州牧刘璋曾邀刘备入蜀抵抗汉中张鲁，张鲁坚拒刘备，表明刘备不可能得到汉中五斗米教的认同。刘备攻占汉中后，其地道教势力迅速削弱。因为同期在对道教比较宽容的吴，却出现了来自蜀地的道士活动的记载。^[19]是否刘备对当地宗教采取镇压态势亦未可知。

这些证据确实说明刘备集团对宗教势力相当蔑视，或者刘备压根就认为正是这些道士妖言惑众，乱了汉王朝的根基。诸葛亮博学多识、经纶天下，他对西汉后期以来的各种宗教语言和宗教活动焉能不知，但依然不能加以利用，企图以人力抗天命。这就决定了刘氏集团存在的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悲剧，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辅佐蜀汉的英雄业绩可歌可泣，但终究是人生悲剧。或者说汉末刘氏集团的慷慨赴死抒写了部分人士挽救大汉王朝命运的最后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