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汉末风云变化，三国统治者对道教的认识深化了，不再单纯把道教视为一种敌对势力，而是把道教看成是可以利用的力量，此时的政策策略基本是以控制为主，利用为辅。

220年曹操死，其子曹丕继承魏王，不久就夺取帝位，建立魏国，东汉灭亡，我国进入三国时代。曹丕对五斗米道的政策是曹操政策的延续，采取笼络利用和控制镇压的两面手法。不过，曹丕的政策相较于曹操更偏向于控制，这首先表现在对待五斗米道信奉的主神老子的态度，黄初三年（222）曹丕就下诏不允许祭祀老子，明确指出，老子只是普通的贤人，世人所谓老子是神仙，乃是汉桓帝在谗臣的蒙蔽下做出的可笑之举，因此不允许祭祀老子。黄初五年（224），又下诏说：“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典。”^[9]明令禁止各种淫祀，并定为律法，严加执行。《三国志·司马芝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当时临汾公主和曹洪乳母信奉无涧神，被发现后入狱，其后尽管有太皇太后派人说情，最终还是被杀。

曹丕在位时间很短，如此严厉的政策并没有产生深远的影响。魏明帝即位后，此法逐渐松弛。《三国志·明帝纪》载：“初，青龙三年中，寿春农民妻，自言为天神所下，命为登女，当营卫帝室，蠲邪纳福。饮人以水，及以洗疮，或多愈者。于是立馆后宫，下诏称扬，甚见优宠。”^[10]这个寿春农民妻可以凭借神女之名和符水治病之法进入后宫，还受到特别的宠幸，说明魏明帝对于曹丕时的禁令已经不再重视。还有一事也可看出魏明帝对五斗米道的态度，魏明帝对张鲁的女婿燕王曹宇很好，《三国志·燕王宇传》载：“明帝少与宇同止，常爱异之。及即位，宠赐予诸王殊……明帝疾笃，拜宇为大将军，属以后事。”^[11]魏明帝如此支持五斗米道，可想而知，上行而下效之，在皇室以下，乃至民间，神仙信仰之风又重新兴起，五斗米道向前发展的途径重又宽敞起来。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五斗米道在曹魏后期发布了《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此经包括五部分：《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大道家令戒》《阳平治》《天师教》《天师五言牵三诗》。关于该经书的成书年代，有几种说法，不过曹魏后期说受到较多学者的赞同。《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的发布，可以反映出当时五斗米道的流传状况，其中《阳平治》又曰：“从建安、黄初元年以来，诸主者祭酒，人人称教，各作一治，不复按旧道法为得尔。”^[12]可见在曹魏后期，五斗米道的组织制度已经涣散，教义理论混杂，《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发布的，要求对五斗米道进行整顿，净化理论，清理队伍。

关于蜀国五斗米道的记载很少，正史中更是没有明确的五斗米道活动记录，只有一些零星的属于早期道教活动，可能与五斗米道有很大的关联。这可能与蜀汉的治国指导思想有关，《三国志·张裔传》丞相长史张裔评述过诸葛亮的为政：“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13]此作法可归为以法治国，后人在论诸葛亮的治国思想时，也常以法治来概括。不过这并不全面，在对待民间的宗教信仰方面，诸葛亮就显示了他作为政治家的灵活性。

《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先主薨后，越嶲叟帅高定元杀郡将军焦璜，举郡称王以叛。益州大姓雍闿亦杀太守正昂，更以蜀郡张裔为太守。闿假假鬼教曰：‘张裔府君如瓠壶，外虽泽而内实粗，杀之不可，缚与吴。’于是执送裔于吴。”^[14]李远国在《“鬼道”“仙道”与“正一盟威之道”》一文中认为，雍闿之鬼教是流行于巴蜀地区的氐羌巫教。^[15]而郭武认为：“雍闿、孟获所利用的‘鬼教’当与五斗米道有着密切的联系，而非纯粹的古代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甚至相信，雍闿之鬼教很可能就是五斗米道。^[16]以上二人的见解是有道理的，雍闿之鬼教应该就是鬼道，至于是不是五斗米道，笔者认为可能不是。相对于五斗米道来说，人们更容易接受的是本地原始的鬼道，而不是经过张陵改造后的五斗米道。这一点可以从后来西晋的陈瑞鬼道获得一些启示，陈瑞鬼道虽与五斗米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鉴于信仰以及仪式制度上的差别，它终究还是与五斗米道以及李弘信仰一样，属于鬼道的另一支脉。据此推测，尽管雍闿之鬼教应该也是鬼道一脉，至于它与五斗米道存在某种联系，这是因为二者都在蜀地流传，相互影响在所难免。

诸葛亮面对雍闿的叛乱，并没有马上出兵征讨，而是派遣都护李严去劝降。不过，雍闿执意不降，诸葛亮不得已才发兵征讨。在平息叛乱后，诸葛亮“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又画夷牵牛负酒……”^[17]诸葛亮为夷作图谱的举动，一是为迎合当地民间信仰，二则是将忠君思想渗入该地，以便管理。这种尊重百姓信仰的策略，对于安抚民众效果良好。此外，蜀地还有一支早期道教流派李氏道，它与五斗米道的关系更加密切。《抱朴子内篇·道意》曰：“或问李氏之道起于何时。余答曰：吴大帝时，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传世见之，号为八百岁公。”^[18]传说李氏道中有一女仙名为李真多，是仙人李脱之妹，五斗米道二十四治中有真多治，即是以其名命名的。

在吴国，从文献记载看，道教还是很受支持的。前文已引道士于吉在吴地传道的事情，可知于吉在吴地已经有了很大影响。尽管于吉被孙策杀害，但这并没有影响后来孙权对道士的态度。又据《抱朴子内篇·道意》记载，有蜀地道士李宽在吴地传道，“到吴而蜀语，能祝水治病颇愈，于是远近翕然，谓宽为李阿，因共呼之为李八百，而实非也。自公卿以下，莫不云集其门，后转骄贵，不复得常见，宾客但拜其外门而退，其怪异如此。于是避役之吏民，依宽为弟子者恒近千人，而升堂入室高业先进者，不过得祝水及三部符导引日月行炁而已，了无治身之要、服食神药、延年驻命、不死之法也。吞气断谷，可得百日以还，亦不堪久，此是其术至浅可知也。……余所以委曲论之者，宽弟子转相教授，布满江表，动有千许，不觉宽法之薄，不足遵承而守之，冀得度世，故欲令人觉此而悟其滞迷耳。”^[19]从葛洪所述来看，李宽的法术大概就是李氏道所常用的符水治病，与五斗米道擅长的符箓之法类似，可能是因为早期道教初入吴地的原因，李宽深受欢迎，上起公卿，下至贫民，纷纷敬奉，弟子相传，遍于吴地。

关于孙权信奉道教的记载，还有《三国志·吕蒙传》载：“病中瘳，为下赦令，群臣毕贺。后更增笃，权自临视，命道士于星辰下为之请命。”^[20]《抱朴子·杂应》云：“吾闻吴大皇帝，曾从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书北斗字及日月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试左右数十人，常为先登锋陷阵，皆终身不伤也。”^[21]

受孙权影响，其后世也多好道者，太子孙登是其一。《三国志·孙登传》载其临死时上书孙权，“愿陛下弃忘臣身，割下流恩，修黄老之术，笃养神光”^[22]。吴末帝孙皓也信道，《晋书·陈训传》载：“陈训字道元，历阳人。少好秘学，天文、历算、阴阳、占候无不毕综，尤善风角。”^[23]风角，即占卜吉凶之术。孙皓以为奉禁都尉，使其占候。孙皓政严酷，陈训知道孙皓会败亡，却不敢说。

就三国统治者总体的政策选择来看，魏蜀两国偏于控制，而吴国则较为宽松，这也是道教在长江中下游发展迅速的原因所在。不过从另一方面考察，吴国对道教的利用也仅仅停留在法术的实际效用方面，并没有上升到国策的应用，道士在三国的政治舞台上还不能展现智慧，影响政局变化，这种对道教的利用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