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兵家和刑名文化为曹操征战和施政提供了有益指导

在汉末初始以军阀出现的曹操最后迅速崛起并统一北方，与他在军事上善于指挥，不断取得胜利是密不可分的，而这又不能不得益于他对先秦以来兵家文化的继承和利用。

据东晋孙盛《异同杂语》载，曹操“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40]。《隋书·经籍志》也载，曹操著有《〈孙子兵法〉注》二卷、《〈孙子兵法〉集解》一卷、《〈太公阴谋〉解》三卷、《续孙子兵法》二卷、《兵书接要》十卷、《兵书略要》九卷等。且不论这些书的内容如何及曹操对古代军事思想有哪些体会和发挥，至少由此可看出曹操的军事理论和才华除了战争实践累积起来的经验外，主要来源于对先秦以来兵家学说的学习和继承。而曹操对先秦以来兵家文化思想的吸纳利用是多层次的，既有直接继承。可以说，曹操在汉末与众多军阀作战中，不论是对未来战事的“计于庙堂”运筹帷幄，还是临敌当机立断和因地制宜，抑或是为严明军法、整肃军纪而颁发的教令等，都有吸纳利用先秦以来的军事文化因素在内。

事实上曹操对先秦以来兵家文化学说的吸纳利用不仅体现在军事战争上，也表现在政治上。例如，他在《孙子序》中说：“恃武者灭，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41]这句话是就用兵而言，但通观曹操政治思想和举措，他其实也以之为政治借鉴：既力求避免一味依靠军事穷兵黩武危害社会和不恤百姓，也避免在军阀争斗时期片面强调执行修文崇德之思想。因此在建立统治过程中他不但法、儒并用以拨乱反正，也战争、文化并行重建统一秩序。大的方面如此，小的方面亦然。例如，《孙子·谋攻》曰：“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也。”本来强调不懂用兵之法的人不要干预用兵打仗，而曹操注曰：“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礼不可治兵也。”^[42]这就不单是就治军而言，也含蓄地表达了对政治的看法，那就是用于政治上的礼教是不可以用来治理军队和指挥战争的，同样用作战争的谋略手段也不可用以治国。因此军事上我们可以经常看到曹操“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多用所谓谲诈手段，但政治上又强调忠孝仁义，颁布并实行“令郡国各修文学”^[43]等遵奉儒家文化的教令，并“能够用忠于故君、孝顺父母和崇尚信义之士”^[44]。

与此同时，曹操对两汉以来刑名之学也有吸纳和利用。在《孙子兵法》里，首篇《计篇》论述五事七计曰：“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也。”可在题注中曹操提出了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六项作为先计之要，将“选将”放在首位。这固然如某学者所说曹操有“对自己的战争实践的总结与提炼”以及可能的“已不便言‘主’之优劣与赏罚的问题”^[45]，但笔者以为这更多地则反映出东汉以来刑名之学对曹操的影响。刑名之学又叫名家之学，“根源于汉代的政治思想”，汤用彤先生认为它主张“人君有最大的两种任务：第一是要设官分职，安排官职恰如应有之位分，使‘名实相符’。第二是人君应有知人之明，量才授官，认得如何样的人做如何样的事。”^[46]曹操六计中强调重点为“选将”无疑正突出了这点。事实上，不单是曹操对将帅的选择突现了这点，而且对任职一方的官员择选，这种“量才授官”的意图和行为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选曹植家丞时他就以“渊深法度”而选用邢顒，选留府长史镇守长安则以“释骐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而用杜袭，其他如用刘馥任扬州刺史，杜畿为河东太守，钟繇镇督关中，苏则为金城太守以及命张辽、李典、乐进镇合肥等也莫不出于此，甚至为历来不少史家学者所诟病的“求才三令”，如果用心审视也莫不是曹操量才授官思想的体现。也正因此，曹操才被陈寿评曰：“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47]。

综上，在曹操建立统治过程中，于不断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争的同时，对先秦以来的诸多文化也多有利用，史书所谓其“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可以说也正是对他一生不断接受和利用先秦以来文化的反映。而也正是对先秦以来文化思想的学习、接受和利用，曹操不但走出了一条既区别于前者也有别于后来者的既继承传统又有诸多现实改变的独特而又具多面性的政治之路，且建立起自己的统治政权。

作者单位：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所

【注释】

[1]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209.

[2]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554.

[3]蒋礼鸿.商君书锥旨.北京：中华书局，1986：100.

[4]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453.

[5]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55.

[6]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26.

[7]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27.

[8]田余庆.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曹操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90.

[9]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1317.

[10]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文化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9：10.

[11]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文化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9：13.

[12]蒋礼鸿.商君书锥旨.北京：中华书局，1986：104.

[13]黄怀信.大戴礼记汇校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432.

[14]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4：102.

[15]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53.

[16]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461.

[17]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278.

[18]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432.

[19]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185.

[20]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文化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9：10.

[21]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346.

[22]姜生.东汉原始道教与政治考.社会科学研究，2000（3）.

[23]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45.

[24]姜生.曹操与原始道教.历史研究，2011（1）.

[25]许晓晴.游仙诗与曹操的心态.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

[26]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22.

[27]释道宣.广弘明集.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19.

[28]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265.

[29]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63.

[30]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14.

[31]同③.

[32]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209.

[33]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52.

[34]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1020.

[35]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53.

[36]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209.

[37]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660.

[38]傅亚庶注译.三曹诗文全集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991.

[39]姜生.曹操与原始道教.历史研究，2011（1）.

[40]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3.

[41]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北京：中华书局，1999：310.

[42]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北京：中华书局，1999：57.

[43]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24.

[44]马植杰.论曹操的用人及其有关问题.兰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1）.

[45]张作耀.曹操军事思想十题.社会科学战线，1997（6）.

[46]汤用彤.魏晋思想的发展∥魏晋玄学论稿及其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8.

[47]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