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汉末期以来，道教就已兴起流行，不仅下层贫苦百姓对它多有虔诚信奉，中上层统治者也多受其影响。东汉末期更是如此，如“章、和、灵诸帝对原始道教的高道都曾采取接触和利用的态度”^[22]，因此陈寅恪先生论曰：“后汉之所以得兴，及其所以致亡，莫不由于青徐滨海妖巫之贼党”。^[23]可见道教从其兴起就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影响。而据杨宽先生研究，曹操家族中自曹腾开始就已信奉黄老道，受家庭影响，“曹操早年就信奉‘黄老道’”，并且“一直到死，并没有完全摆脱这种‘道’的信仰”。因家庭影响而对道教接受不仅使曹操走上了信仰道教之路，也使他在汉末提升自己地位、增加势力中获益不少。例如，曹操能在兖州降服黄巾军并将其改编为青州兵，姜生就认为，能以万余兵众受降三十万黄巾军原因就在于曹操和黄巾军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即“曹操比较了解黄巾军，能知其道而用之”^[24]。许晓晴也说：“三十万黄巾被曹操收编，……应当说，其共同的信仰应为此之基石。”^[25]

除了道教文化外，这时期占星术、谶纬和五行文化在曹操统治建立过程中也都起到了舆论先导作用。史载：

初，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馗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间，其锋不可挡。^[26]

官渡之战，曹操以小灭大、以弱胜强，不但打败了当时势力最大的袁绍，其一时“天下莫敌”也成了人们眼中殷馗之言的征验，由此曹操也顺利成为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眼中“黄星”的代表，是降世“真人”。这种“真人”在汉末正是道教徒终末论中“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中能率领和引导人们实现天下“更受命”获太平的领袖，由此曹操也就被当时不少名士豪杰看作是“安天下”和“承汉”的统治者人选。曹操对自己为应天代汉之“黄”家“真人”之舆论并不否定，在与各地军阀进行政治、军事斗争中，他甚至还以各种行为、方式来符应和强化人们的这种看法：一方面扶持汉室并积极通过战争谋求天下统一；另一方面则利用法、儒文化来拨乱反正，使衰乱的汉末社会从吏治、礼制到风俗、教育等诸多方面都得以更新而走上有序发展正轨，从而给人一种“曹操执政、天下革新”的认知和事实。

在后来对张鲁的征服中也显示出，不仅曹操对道教的信仰，这种有关曹操为“黄星”征应者、为“真人”降世的舆情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征服张鲁时，尽管开始曹操也遇到强烈抵抗，但综观整个事件，张鲁与曹操之间因存在道教这个共同信仰点，且“张角、张鲁等，本因鬼言‘汉末黄衣当王’，于是始服之”^[27]，因而当曹操为“黄星”征应者、“真人”降世等相关舆论在社会上传播时，张鲁虽还割据汉中为治，但内心已有了“归命国家”之思想，只不过“意未达”而已。故而后来遭曹操攻击逃离汉中时，张鲁认为自己不过是“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藏仓库，国家所有”而拒绝“左右欲悉烧宝货仓库”^[28]，并说：“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也”^[29]。可见，在内心张鲁不但把曹操看作是同道中人，也认同了曹操就是“黄星”征应者，是“真人”降世。基于此，张鲁才最终不去归顺近在咫尺并以汉室正统自居的刘备却臣服了曹操。

事实上，在官渡之战之前，当汉献帝落败曹阳时，太史令王立就对宗正刘艾说：“前太白守天关。与荧惑会；金火交会，革命之象也。汉祚终矣，魏必有兴者。”在曹操迎汉献帝都许后，王立又数次对汉献帝说：“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30]以占星术、五行循环更替论附会人事政治变化的言论自西汉末就已盛行，王莽就是利用这些和谶纬实现了“新”政权的建立。后来刘秀也借助谶纬登上皇帝宝座，但他并未对占星术、五行循环更替论等禁绝之，反而通过崇奉谶纬加重了这些文化对人们意识的影响，使得它们在人们思想意识领域一直都占有着较重要位置并有很大影响力。作为太史令的王立私下传播“汉祚终矣，魏必有兴者”“能安天下者，曹姓也”等有关言论，自然在统治阶层中产生了很大的导向作用，而这些言论在汉末天下分裂、豪杰并起的时代无疑有利于曹操在政治上的崛起及其建立曹氏统治，故而曹操虽表面上遣人对王立说：“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31]，其实不过是他意欲使此事更为神秘，使更多的人都来传播此事。从兴平初年下邳名士陈珪所说“曹将军神武应期……信有征矣”^[32]，到后来孙权上书“称说天命”和陈群、桓阶劝曹操即位所说“是以桓、灵之间，诸明图谶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殿下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33]等综合来看，曹操的做法可谓达到了他预期目的。

特别是在灭袁绍占据邺城后，由于邺不仅是冀州的政治中心，其所在地域也为天上星宿对应的魏的所在地，因此为符应“《春秋谶》曰代汉者当涂高”之解释“当涂高者，魏也”^[34]，以及“汉祚将终矣，魏必有兴者”和所谓“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之五行循环更替天命论，曹操因此移治邺城，以应合“汉行气尽，黄家当兴”^[35]这一谶语。后来曹操封公、封王皆以“魏”为号而曰“魏公”“魏王”，也正是有意附会这种谶纬、五行和占星文化有关他代汉的言论，从而以这种方式更好地宣示和强化曹氏代汉乃天命所归之理念。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在群雄角逐的环境里，既有舆论认为曹操是承汉而统的“黄”家，也就难免有人认为他不是这样的人选。例如，河内张炯即以这样“符命”说袁术，故而“术以袁姓出陈，陈，舜之后，以土承火，得应运之次。又见谶文云：‘代汉者，当涂高也。’自以名字当之”^[36]。因此，为了避免类似的这种潜在不利因素带给自己的政治不良影响，曹操不但“科禁内学及兵书”^[37]，对当时活跃在北方的一批方术之士也采取了集中他们于京城予以监督的做法，“诚恐此人之徒接奸宄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38]。然而事实上一如姜生所说：“这种做法在本质上实非‘聚而禁之’，而是以曹操之力量规范、引导、利用他们为曹氏鼓吹。”^[39]

由此不难看出，两汉以来儒学在盛行发展过程中并未排斥五行、阴阳、占星术和谶纬等方术文化的发展，相反还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逐渐融进它们的某些内容，这使得一方面儒学到东汉时渐发展为神学，另一方面也使五行、占星术、谶纬和道教等在东汉时期得以发展并取得举足轻重的位置。尽管它们并非社会主流意识，但却对社会政治、人们的思想产生着深刻影响。曹操在建立霸权统治并力争统一全国过程中，对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的重视和利用，无疑为自己的政治目的起到了舆论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