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占据许昌后，接受了荀彧、程昱的建议，将从长安逃回洛阳的汉献帝恭迎至许，这使他在政治上赢得奉迎天子、“匡翼汉室”^[1]之名的同时，也取得“收河南地，关中皆附”的实效。然而“挟天子以令诸侯”固然为他带来群雄争霸上的某些外围优势，同样也给他带来了政权建设中的不少内部滞阻。在政权内部，不少士人因此竭尽诚心效忠汉室，这本无可厚非，但一些人却借此积极要求对曹操权力和地位进行削弱，甚至先后做出反曹的事来，这与曹操拥戴汉室、平定天下的本愿背道而驰，也就为曹操所不容了。

法家文化认为：“治国无法，则民朋党而下比”^[2]，又说：“自卿相、将军以至士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者，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3]在法家看来，只有推崇法治才能加强统治、巩固统治者的地位和权威，才能保证臣属对君主效忠的专一，因而它主张不能以功枉法、以善蔽法，要求对损害政权统治行为以法镇压。以此之故，在汉末政治走向分裂到军阀割据这一过程中，当儒家思想无能振衰起敝的时候，为重建统一秩序，曹操较多地将法家这种文化思想用于统治，不但早年为官洛阳、济南时推行严刑峻法以整肃，在重建北方统一过程中也依法镇压颠覆、动摇其地位者，因此针对拥汉反曹者，他除了使献帝“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4]、禁止大臣与献帝内外交接外，对那些企图发动叛乱者更是毫不犹豫地“以法诛之”^[5]。尽管因此杀了不少人甚至包括一些名士，他却保证了统治的稳定。加上在社会管理方面他同样推行严刑峻法以治之，如平定河北后推行“重豪强兼并之法”^[6]来禁止豪强对弱民的侵并，以“不得复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7]来扭转社会风气，等等。这样，在他统治下便形成了“上下知制”的局面。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拥有强大的宗族、部曲、宾客的人，像李典、臧霸、孙观、田畴等，都纷纷把子弟、徒属送到邺城居住，向曹操表示忠诚不贰”^[8]。可以说，正是因时之需对法家文化思想的积极利用，曹操既整顿了吏治，恢复了社会秩序，同时也维护了权威，巩固了自己的霸权统治，由此他统治时期也成了一个“法治”突显的时代，以至被后人评曰：“魏武好法术，天下贵刑名”^[9]。

然而注重法治不过是曹操接受法家文化因时施政的一个方面，“好法术”与“明法术”并没有使他因此撇开和舍弃两汉以来最为推崇的儒家文化思想，也没有“并不以儒学为务”^[10]和“鄙弃儒术”^[11]。秦王朝实行单一法治，结果仅二世就亡国，留给世人的教训是深刻的，那就是单纯地依靠法治虽能震慑一时，但并不能完全解决人们观念意识上的问题，也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相反有时还会激化矛盾。而且法家的某些文化思想，譬如所强调的“壹教”^[12]废学问思想也不适合社会的发展，因而这也就使得法家文化思想在一定时期内或某个特定环境里用来辅助驾驭属下、防止和解决矛盾、巩固统治能发挥较大功效，但作为长期维护统治的主要方法和改变人们意识形态的手段则并不能起多大作用。而儒家强调教化、重视“德”，认为“国不务大，而务得民心……得民心者民从之”^[13]，加上两汉以来儒家文化思想已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成为人们以之为价值标准来思维的习惯，故而这种社会环境使本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曹操在建立统治政权过程中也就无法抛弃儒家思想，不能不以之为指导实施某些政策。如坚持以儒家标准择用人才、兴学校、推行儒学教化、重祭祀、倡导仁义礼让之风等。特别是在汉末仍然继续遵守和重视掾吏和府主为“君臣”并“尚名节”^[14]这样一种政治伦理关系的情况下，曹操不仅大大发挥儒家的忠孝理念，还以儒家所倡导的这种政治伦理道德理念为标准广纳人才，聚之于麾下，使越来越多的人士在遵行着这种“君臣”关系中以他为效忠对象，从而他的臣属下僚越来越多，而效忠汉献帝的则在他严厉控制和对异己的镇压中不断减少。这样，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天下情势已如陈群、桓阶所说：“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而曹操则“十分天下而有其九”^[15]，天下已然多归曹氏所有了。这时不但霸据南方的孙权劝曹操称帝，陈群、桓阶、夏侯惇等士族也都鼎力支持。到曹丕禅代时，已鲜有不向曹氏称臣者。可见，在曹操的政治里对先秦儒家文化的利用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它既是曹操依现实情况用以治国的必要举措，也是他建立取代汉室统治的必要手段。由此不难看出，在先秦荀子鼓吹“治之经，礼与刑”^[16]等为政思想后以及西汉施行“霸王道杂之”^[17]统治模式影响下，儒、法文化也成了曹操政治上的积极重用者。正如其谋士郭嘉所谓：“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18]。

除了法、儒文化外，曹操也利用墨家文化为其霸权统治的建立服务。这其中他对墨家的“兼爱尚同”和“节用”思想就有所继承。面对汉末不断战争下的凋敝经济和民不聊生的现实，曹操除了发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伤乱惜民的感慨外，作为统治者他也将墨家“兼爱尚同”和“节用”思想用于现实：一方面“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一方面在兴屯田增加生产基础上积极推行节俭之风于全国，崇尚以俭为德的文化，而这与东汉以来统治阶层多行儒家主张的“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以塞其耳”^[19]的锦衣玉食、钟鸣鼎食生活作风是不相容的，因而在较大程度上对抑制、“摧破豪族的奢侈之风”^[20]起到了一定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树立起良好社会风气，极大地节约了社会成本的支出，增强了国力。相对于袁绍、袁术、刘表和孙权等诸多军阀的豪奢行为而言，曹操这种为政尚俭的行为和思想无疑也成为他利用墨家文化的一种标识。而其所谓“侈恶之大，俭为共德。……兼爱尚同，疏者为戚”^[21]，可以说也正是他接受、利用墨家文化的心理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