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三国时代，儒家文化烂熟矫激化，而精英阶层多伪饰浮夸的流风。费祎虽不像孔融那样矫浮，但最后（继蒋琬）在大将军任上宴会酒醉时被曹魏诈降者刺死（并且事先不听名将张嶷的劝告“勿轻信降者”），仍是个人修养有缺陷。早年董和说他超过自己的儿子董允，其实是董和过度自谦之辞。董允能教训刘禅的后宫嫔妃人数太多使后主“益严惮之”，而且能震慑后来掣肘姜维的刘禅宠幸宦官黄皓。《蜀书·董允传》说：“允常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皓畏允，不敢为非。”^[18]不仅三国史罕见，整个中国黄门史上也是凤毛麟角。董允因世交友谊而支持费祎，把他的宿卫亲兵交给蒋琬开往前线抵御魏延兵变，使杨仪所部获得成都刘禅后主支持的自信心理，应是击溃魏延部队的重要隐晦原因。

于是可以探索魏延兵变第四段最关键的疑点：王平喝散魏延先头部队而使其兵变失败。魏延“善养士卒”与关羽、东吴大将甘宁齐名，而防守汉中长驻十六年，率兵多次出入边界战场大破曹魏，这样的功勋威望与当年被刘备提拔，后来诸葛亮尊重（曾责备与魏延不和的刘琰），现在是副统帅的地位，岂可能被地位低两级的“其所识不过十字”、降将出身的王平喝散士卒？有些史论可能受《三国演义》影响，认为当时北伐多年士兵都思乡望南归而被王平喝散。这种溃散有可能发生在乌合之众与长败残兵身上，不可能发生在治军严谨的魏延之劲旅身上。吕思勉先生也不相信魏延士卒会这样被喝散，而认为写史者“乃因内讧并非美事，所以又有些讳饰”。

本文在此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推论：《三国志·蜀书》“不为传”的隐秘人物吴懿（壹），又一次在蜀汉政权“转移”（由孔明治蜀转移到刘禅）时发挥了侧面“安定”作用；并且隐身在这些“讳饰”之中，冤案过程的前线重要将领，独对他一人只字不提。

吴懿在刘备娶其妹而定蜀之后，被任命为“关中都督”，卢弼的《三国志集解》考证疑为“阆中”的史笔之误^[19]，因为当时关中在曹魏境内。阆中紧靠汉中后方，从此吴懿长年为魏延的次阶战友有十几年的经验，并随魏延攻入曹魏的南安，破魏将费瑶。《季汉辅臣赞》对吴懿的“赞”有“惟其泛爱，以弱制强”^[20]的说法，可以说明他的个性修养与“博爱”的费祎近似，而能与矜骄火爆的魏延长期相处，也就能了解其“善养士卒”之道。最后王平喝散魏延先头部队时，吴懿很可能就在王平身边，他不但对魏延部队长年熟悉，并且以两代国舅（刘备的国舅，现在是刘禅的“国太舅”）的“宫中”地位为王平助势。魏延死后，吴懿接替他的汉中都督地位（并且晋级车骑将军），而王平立此大功之后连升二级又领汉中太守，却是“副车骑将军吴壹（懿）”作他的副手，可见两人原先应有相当合作，而目标就是扳倒魏延。吴懿的“以弱制强”，这个被“制”的“强”者，就是魏延。吴懿一生所遇比他强的，从刘焉、刘璋到刘备、法正、诸葛亮，没有一个被他所“制”，只剩下唯一的魏延。

吴懿为什么愿意“出卖”“背叛”战友上级将领魏延？这是费祎、董允这两个宫廷派的幕后运作。十五年前吴懿被刘备派往阆中时，内心是戒慎恐惧的，当时有法正被诸葛亮架空蜀郡太守、马超“告密”彭羕要勾结谋反，之后有诸葛亮“整肃”李严，这些降臣的下场使他危行言逊，而驻军前方时与后方成都宫中的胞妹（刘备的王后、皇后，刘禅的太后）通声息以为奥援。而吴太后早在建安十九年嫁刘备为夫人时，七岁无母的刘禅刚饱受孙夫人（孙权之妹）的惊骇归来，受到无子女的吴夫人的呵护看顾十年之久，而刘禅登基后尊为太后，“母子”情深。之后刘禅的小朝廷，形成一个大臣之妻母朝贺太后的习惯。《蜀书·刘琰传》上说这位刘备旧臣的美妻朝贺时被太后留宫中一个多月，于是刘琰怀疑“与后主有私”而“挝”这位美妻，竟导致刘琰因此被处死，“朝庆遂绝”^[21]；但之前的朝贺，可以看出太后有轻微干政的迹象。也就是“国太舅”吴懿与后主刘禅之间应保持了某种轻微互动联系，于是必然要透过董允、费祎这些早先的“黄门侍郎”，这就酝酿了宫廷派迂回后主与太后，而与远在前线的宿将“国太舅”吴懿达成了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