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三国时期的蜀道沿线雄踞黄河、长江的上游，虎视东方，不仅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天府之国”，而且是“高祖受命，兴于汉中”的兴王之地。^[38]因此，魏、蜀、吴三方在规划天下三分的战略策划中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蜀道，将蜀道沿线作为统一天下的战略突破口。曹操是三国英雄当中最先关注蜀道，有着明确的蜀道战略，并在晚年倾尽全力实施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曹操的蜀道战略对汉末天下三分形势的出现与形成有着深刻影响。

首先，曹操蜀道战略的实施巩固了曹魏在关中的统治。赤壁之战后，随着天下三分形势的逐渐明朗，孙权与刘备为了在南方立国，必须夺取长江上游的益州；曹操要威慑孙刘，也必须清除关陇割据势力、夺取益州、控制蜀道。赤壁之战后，孙权与刘备对蜀道战略地位的认识进一步明确。孙权曾建议刘备共同取蜀。《献帝春秋》曰：“孙权欲与备共取蜀，遣使报备曰：‘米贼张鲁居王巴、汉，为曹操耳目，规图益州。刘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则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进讨张鲁，首尾相连，一统吴、楚，虽有十操，无所忧也。’备欲自图蜀，拒答不听。”^[39]由此可见，孙权虽远在江东，已经意识到曹操会实施蜀道战略，“若操得蜀，则荆州危矣”，这正是曹操用兵蜀道的战略目标之所在，也是曹操蜀道战略的影响之所在。曹操为了实施蜀道战略，重用能臣，苦心经营关中，为一统秦蜀做了充分准备。先以钟繇镇抚关中，继以卫觊经营盐铁，再以张既安抚百姓。《三国志·卫觊传》载卫觊的建议：“夫盐，国之大宝也，自乱来散放，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巿犁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远民闻之，必日夜竞还。又使司隶校尉留治关中以为之主，则诸将日削，官民日盛，此强本弱敌之利也。”^[40]这一建议为曹操采纳，使蜀道战略从富民实边开始，有了无坚不摧的民意基础。后世大思想家、大学者王夫之高度肯定卫觊的建议。《读通鉴论》卷九《献帝》说：“卫觊曰：‘夫盐，国之大宝也。’置盐官卖盐，以其直市犁牛以给民，勤耕积粟，行之关中而民以绥，强敌以折。施及后世，司马懿拒守于秦、蜀之交，诸葛屡匮而懿常裕，皆此为之本也。觊之为功于曹氏，与枣祗均，而觊尤大矣。”^[41]实际上以卫觊、张既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的曹魏政治家都主张发展关中经济，以关中经济文化高地来辐射控制蜀道。曹操实施蜀道战略之前派荀彧征询卫觊的意见，卫觊以为：“‘西方诸将，皆竖夫屈起，无雄天下意，苟安乐目前而已。今国家厚加爵号，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忧为变也。宜为后图。若以兵入关中，当讨张鲁，鲁在深山，道径不通，彼必疑之；一相惊动，地险众强，殆难为虑！’彧以觊议呈太祖。太祖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从繇议。兵始进而关右大叛，太祖自亲征，仅乃平之，死者万计。太祖悔不从觊议，由是益重觊。”^[42]曹操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曾对荀彧说：“关西诸将，恃险与马，征必为乱。”^[43]高柔也有同样的主张。“太祖欲遣钟繇等讨张鲁，柔谏，以为今猥遣大兵，西有韩遂、马超，谓为己举，将相扇动作逆，宜先招集三辅，三辅苟平，汉中可传檄而定也”。说明在机遇的把握与手段的灵活性上，卫觊等人有先见之明，他“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的主张也被完全采纳。刘廙也劝曹操重农积谷，控制蜀道。^[44]《三国志·张既传》记载：“既从太祖破超于华阴，西定关右。以既为京兆尹，招怀流民，兴复县邑，百姓怀之。”^[45]在张既之后担任京兆尹的郑浑，发展经济，安定社会，使关中成为进军汉中的可靠根据地。《三国志·郑浑传》记载：“太祖征汉中，以浑为京兆尹。浑以百姓新集，为制移居之法，使兼复者与单轻者相伍，温信者与孤老为比，勤稼穑，明禁令，以发奸者。由是民安于农，而盗贼止息。及大军入汉中，运转军粮为最。又遣民田汉中，无逃亡者。”^[46]由此可见，发展关中经济，争取民心归向，是曹操蜀道战略的基础。

其次，曹操蜀道战略的实施增强了曹魏的综合国力。汉末三国时期军阀混战，人口锐减，“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争夺蜀汉人口，壮大关陇实力，是曹操蜀道战略的本质。《三国志·和洽传》：“太祖克张鲁，洽陈便宜以时拔军徙民，可省置守之费。太祖未纳，其后竟徙民弃汉中。”^[47]曹魏的有识之士，不主张坚守汉中。《三国志·张既传》记载：“从征张鲁，别从散关入讨叛氐，收其麦以给军食。鲁降，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由此证明，曹魏集团并未计划将汉中作为永久的根据地。“太祖将拔汉中守，恐刘备北取武都氐以逼关中，问既。既曰：‘可劝使北出就谷以避贼，前至者厚其宠赏，则先者知利，后必慕之。’太祖从其策，乃自到汉中引出诸军，令既之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48]将汉中的人口与财富迁到关陇，是曹魏的一大战略目的。《三国志·杜袭传》记载：“后袭领丞相长史，随太祖到汉中讨张鲁。太祖还，拜袭驸马都尉，留督汉中军事。绥怀开导，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余口。”^[49]将八万余人迁到中原，一方面反映了汉中的富庶，更验证了曹操蜀道战略的本质。《三国志·杨阜传》说：“及刘备取汉中以逼下辩，太祖以武都孤远，欲移之，恐吏民恋土。阜威信素著，前后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风、天水界者万余户，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负而随之。”^[50]大量氐羌与汉族民众迁到关陇地区，增强了关陇地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汉献帝在给曹操晋爵为魏王的诏书中，充分肯定了曹操平定秦陇与汉中的历史功绩。《献帝传载诏》曰：“韩遂、宋建，南结巴、蜀，群逆合从，图危社稷，君复命将，龙骧虎奋，枭其元首，屠其窟栖。暨至西征，阳平之役，亲擐甲胄，深入险阻，芟夷蟊贼，殄其凶丑，荡定西陲，悬旌万里，声教远振，宁我区夏。”^[51]这里“阳平之役，亲擐甲胄，深入险阻，芟夷蟊贼”，并不是溢美之词，是对老年曹操行军千里、深入险阻、亲临前线的真实描写，也是曹魏“声教远振”，经济文化影响力远达西南的一次自豪展示。曹操在《诸儿令》中说：“今寿春、汉中、长安，先欲使一儿各往督领之。欲择慈孝不违吾令，亦未知用谁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52]。这个令反映了曹操内举不避亲的政治家情怀，我们更看重的是作为战略家的曹操，将“寿春、汉中、长安”三大城市视为曹魏的战略重镇，证明蜀道战略的实施增强了曹魏的综合国力。

再次，曹操蜀道战略的实施积累了山地作战经验，为后来曹魏与诸葛亮对阵提供了借鉴。曹魏据有中原大地，其五都洛阳、许昌、邺都（今河北临漳县）、长安、谯（今安徽亳州）都处在广大平原之上，其兵源都以平川人口组成，因此曹魏集团没有山地作战经验。曹魏集团的政治家、军事家大都将蜀汉视为山国。《魏略》形象地说“太祖在汉中，而刘备栖于山头”^[53]。刘晔是平定汉中的亲历者，《三国志·刘晔传》记载：“太祖征张鲁，转晔为主簿。既至汉中，山峻难登，军食颇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国耳，何能为有无？吾军少食，不如速还。’便自引归，令晔督后诸军，使以次出。晔策鲁可克，加粮道不继，虽出，军犹不能皆全，驰白太祖：‘不如致攻。’遂进兵，多出弩以射其营。鲁奔走，汉中遂平。”^[54]由此可见“山峻难登，军食颇乏”，是刘晔蜀道之行的深刻印象，甚至总司令曹操都没有十足的信心。他对徐晃在蜀道上战胜蜀军格外高兴，《三国志·徐晃传》记载：“太祖还邺，留晃与夏侯渊拒刘备于阳平。备遣陈式等十余营绝马鸣阁道，晃别征破之，贼自投山谷，多死者。太祖闻，甚喜，假晃节，令曰：‘此阁道，汉中之险要咽喉也。刘备欲断绝外内，以取汉中。将军一举，克夺贼计，善之善者也。’太祖遂自至阳平，引出汉中诸军。”^[55]后来孙资以秦岭蜀道险峻告诫曹魏将帅不要轻易对蜀汉用兵。裴注引《资别传》曰：“诸葛亮出在南郑，时议者以为可因发大兵，就讨之，帝意亦然，以问资。资曰：“昔武皇帝征南郑，取张鲁，阳平之役，危而后济。又自往拔出夏侯渊军，数言‘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险，喜出渊军之辞也。又武皇帝圣于用兵，察蜀贼栖于山岩，视吴虏窜于江湖，皆桡而避之，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诚所谓见胜而战，知难而退也。今若进军就南郑讨亮，道既险阻，计用精兵又转运镇守南方四州遏御水贼，凡用十五六万人，必当复更有所发兴。天下骚动，费力广大，此诚陛下所宜深虑。夫守战之力，力役参倍。但以今日见兵，分命大将据诸要险，威足以震慑强寇，镇静疆场，将士虎睡，百姓无事。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罢弊。”^[56]曹操说“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这是大军事家曹魏统帅对褒斜道的认识。魏明帝曹叡采纳了孙资的建议，对蜀汉采取“大将据诸要险，威足以震慑强寇，镇静疆场，将士虎睡，百姓无事”的以逸待劳政策，“深险”的蜀道反而限制了蜀兵，这也正是诸葛亮北伐无功的真正原因。孙资的意见成为魏国政治家的主流意识。《三国志·贾诩传》记载他对曹丕说：“吴、蜀虽蕞尔小国，依阻山水。”^[57]曹魏太和年间，曹真从子午道攻蜀，华歆给文帝曹丕上奏说：“且千里运粮，非用兵之利；越险深入，无独克之功。”^[58]王朗之子王肃也说：“深入阻险，凿路而前，则其为劳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众逼而不展，粮县而难继，实行军者之大忌也。闻曹真发已逾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战士悉作。是贼偏得以逸而待劳，乃兵家之所惮也。”^[59]陈群也反对深入秦岭腹地伐蜀。《三国志·陈群传》记载：“太和中，曹真表欲数道伐蜀，从斜谷入。群以为‘太祖昔到阳平攻张鲁，多收豆麦以益军粮，鲁未下而食犹乏。今既无所因，且斜谷阻险，难以进退，转运必见钞截，多留兵守要，则损战士，不可不熟虑也’，帝从群议。”由此看来，曹操实施蜀道战略的实践证明，搞好关陇经济建设，以逸而待劳，在平原地带消耗远道而来的蜀汉军队，就成为曹魏与蜀汉对阵的主要策略。王夫之对此评价说：“荆州之兵利于水，一逾楚塞出宛、洛而气馁于平陆；益州之兵利于山，一逾剑阁出秦川而情摇于广野。恃形势而形势之外无恃焉，得则仅保其疆域，失则祇成乎坐困。以有恃而无方，姜维之败，所必然也。当先主飘零屡挫、托足无地之日，据益州以为资，可也；从此而画宛洛、秦川之两策，不可也。陈寿曰：‘将略非其所长。’岂尽诬乎？”^[60]王夫之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曹操之后曹魏对蜀战略的正确性。

第四，曹操蜀道战略的实施也成就了建安文学建功立业的精神。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家都是东部人，未曾涉足西部，曹操晚年用八年时间实施蜀道战略，既体现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建安文学精神，也给建安文学作家打开了一个秦汉王朝开疆拓土的西部世界，使他们得江山之助，产生了一批文学作品。曹操的《秋胡行》诗两首，就是他六十一岁西征张鲁，自陈仓、出散关、入蜀道时的作品。“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牛顿不起，车堕谷间。坐盘石之上，弹五弦之琴。作清角韵，心中迷烦。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61]此诗描写了曹操晚年自感统一大业未成而又时不我待的复杂矛盾心情。“释骐骥而不乘焉，焉皇皇而更索”，这句诗是借鉴《楚辞》。郦道元《水经注》说汉中“地沃川险，魏武方之鸡肋。曰：释骐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求。遂留杜子绪镇南郑而还”^[62]。杜子绪即前文提到的杜袭。曹丕《叙陈琳》：“上平定汉中，族父都护还书与余，盛称彼方土地形势，观其辞，知陈琳所叙为也。”^[63]曹植《征蜀论》：“今将以谋谟为剑戟，以策略为旌旗，师徒不扰，借力天师。下礨成雷，榛残木碎。干戈所拂，则何虏不崩；金鼓一骇，则何城不登。”^[64]这篇文章是曹植为其父出征西南而写的，赞美了曹操的谋略和军队的强大。王粲《从军行》：“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所从神且武，焉得久劳师。相公征关石，赫怒震天威。一举灭獯虏，再举服羌夷。西收边地贼，忽若俯拾遗。陈赏越丘山，酒肉逾川坻。军中多饫饶，人马皆溢肥。徒行兼乘还，空出有余资。拓地三千里。往返一如飞。歌舞入邺城，所愿获无违。”^[65]这首诗是曹操蜀道战略的史诗，真实而完整地描写了曹操进出汉中的经过，赞美了平定张鲁后给曹魏带来的较大经济政治利益。徐幹作为曹操的军谋祭酒，于建安十六年（211）八月，随军西征马超，写下《西征赋》：“奉明辟之渥德，与游轸而西伐。过京邑以释驾，观帝居之旧制。伊吾侪之挺劣，获载笔而从师。无嘉谋以云补，徒荷禄而蒙私。非小人之所幸，虽身安而心危。庶区宇之今定，入告成乎后皇。登明堂而饮至，铭功烈乎帝裳。”^[66]这首诗表达了作者随军西征的心情。与王粲《从军行》诗相辅而成的有陈琳对汉中的描写。陈琳《为曹洪与世子书》：“汉中地形，实有险固，四岳三涂，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数万，临高守要，一人挥戟，万夫不得进。而我军过之，若骇鲸之决细网，奔兕之触鲁缟，未足以喻其易。虽云王者之师，有征无战，不义而强，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蛮夷猾夏；周宣之盛，亦雠大邦。诗书叹载，言其难也。斯皆凭阻恃远，故使其然。是以察兹地势，谓为中才处之，殆难仓卒。来命陈彼妖惑之罪，叙王师旷荡之德，岂不信然！”^[67]陈琳与王粲一样，跟随曹操翻山越岭到汉中，他们二人对汉中的描写最为真实。阮瑀曾为曹操作书与韩遂，《三国志·王粲传》裴注引《典略》说：曹操征马超，“又使瑀作书与韩遂”。他还有《为魏武与刘备书》，应瑒有《西征赋》《西狩赋》，刘桢有“旦发邺城东，暮次溟水旁。三军如邓林，武士攻萧壮”诗。由上面叙述可以清晰地看出，建安文学的健将“三曹”与“七子”，除孔融外，几乎都将文学描写的目光投向了雄奇壮美的蜀道沿线，曹植、王粲、陈琳、阮瑀、徐幹、应瑒等先后随曹操到过关中和汉中，使建安文学的描写地域由东部扩展到了西部，使秦汉豪放雄浑的开拓精神与建安文学的建功立业精神相融合，进一步扩大了建安文学的影响。

最后，曹操蜀道战略的实施加快了蜀汉立国的进程。蜀道南北的割据者极力反对曹操的蜀道战略。建安十六年（211），“益州牧刘璋遥闻曹公将遣钟繇等向汉中讨张鲁，内怀恐惧。别驾从事蜀郡张松说璋曰：‘曹公兵强无敌于天下，若因张鲁之资以取蜀土，谁能御之者乎？’”^[68]于是在张松、法正的支持下，刘备被请进了蜀地，取代刘璋而成为益州牧。值得注意的是，曹操于建安二十年（215）七月占领汉中后，并未乘胜荡平蜀地、消灭刘备。随军的丞相主簿刘晔说：“‘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传檄而定。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太祖不从。”这确实是一种大胆的战略设想，也是一种稍纵即逝的战略机遇。裴注引《傅子》曰：“居七日，蜀降者说：‘蜀中一日数十惊，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太祖延问晔曰：‘今尚可击不？’晔曰：‘今已小定，未可击也。’”^[69]丞相主簿司马懿也主张乘胜进击刘备。他说：“‘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魏武曰：‘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言竟不从。”^[70]实际上，晚年的曹操进兵到汉中已是强弩之末，已经无力再得陇望蜀了。那种认为“在关键的时刻，他为政治上的更大利益所驱动，把及时称王比用兵于蜀看得更重要，失掉了一次长驱蜀地的机会”的观点，是过于苛求曹操的见解。“就全局来说，当时曹操并不具备灭蜀的条件。”后方补给线太长，山路崎岖又不便运输，仅仅防守汉中就容易陷于被动。曹操最后放弃汉中也是由他的总体战略决定的。^[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