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三者在地域上和结构上互相重叠、互相联系，构成统一的整体地理环境。受地形、地貌等地理要素的影响，我们通常把地理系统划分成不同的地理单元。由于划分的主导性因素差异，地理单元间会存在不同的界限，一个区域可能隶属于多个地形单元。若以山地为主导要素，汉中属于秦巴山地；以河流为主导要素，汉中属于汉水流域上游；以盆地为主导要素，汉中则属于汉中盆地。多种地理单元属性特征的交融，构成了汉中的地理空间基础。我们把地理单元的属性特征映射到三国的历史进程中去，对于考察三国时期汉中的地理空间也许会有所启迪。

处于秦岭—大巴山山地核心区的汉中。汉中北依秦岭，南靠大巴山，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山脉的阻隔为汉中提供了相对安定的环境，也为割据政权的建立提供了契机，如张鲁利用汉中地理优势与战略地位，建立的政教合一政权。“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四面险固；上匡天子，则为桓、文，次及窦融，不失富贵。今承制署置，势足斩断。不烦于王。愿且不称，勿为祸先。鲁从之。”^[3]但是从另一方面考量，山地地貌也增加了汉中作战的军事难度，尤其是秦岭山脉的天然阻隔。“汉江北岸，今陕甘境内海拔高度在2000—3000米，南北宽度在140—170公里的秦岭山脉，才是魏蜀两国的主要分界地带。”^[4]蜀汉集团与曹魏集团的斗争与对峙多以此线作为交锋延伸，在一定意义上汉中也成为双方的军事缓冲地带。《华阳国志》载：“是后，处蜀、魏界，固险重守。自丞相亮、大司马琬、大将军袆，皆镇汉中。”^[5]蜀汉集团依赖秦岭的坚固屏障，把汉中作为其北伐的战略支点。当蜀、魏力量对比出现大幅变化时，秦岭的地理阻隔作用也悄然下降。公元263年魏将邓艾、钟会围攻蜀汉，秦岭的屏障作用已丧失殆尽。

处于汉水上游中心区的汉中。汉水流域位于中国内陆的腹心地带。汉水上游，从发源地到丹江口，长约927千米，其流域范围北迄秦岭，南达米仓山，西接嘉陵江，东连丹江口，是秦岭、大巴山的界河。汉江的东西延伸使汉水流域成为我国南北交汇地带的重要区域，其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刘备攻占汉中后，曾遣刘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6]，占领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以拒曹魏。诸葛亮的战略决策也多以汉水流域为轴线，位于轴线西端的汉中一直是蜀汉北伐的基地。

处于汉中盆地中的汉中。汉中盆地由汉江冲积而成，西起勉县武侯镇，东至洋县龙亭铺，东西延伸116千米，南北宽约5—25千米。受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汉中地区雨热同期，雨量丰沛，加之土地肥沃，形成了良好的农业地理环境。汉中农业开发历史悠久，战国时期已成为重要的产粮区。汉朝初年，刘邦被封为汉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萧何在此筹运粮草，“发蜀、汉米万船，南给助军粮”^[7]。汉中成为汉兴之地。三国时期，汉中土地肥美、物产丰饶，曹操攻下汉中城，“尽占鲁库府珍宝”^[8]，侍中王璨曾作五言诗以美其事曰：“军中多饶妖，人马皆溢肥。徒步兼乘还，空出有余资。拓土三千里，往反速如飞。歌舞入邺城，所愿获无违。”同时，汉中盆地人口增殖较快，户口殷实，成为民众流移的首选之所。“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9]曹操也曾迁汉中数万民户以实长安及三辅地区。诸葛亮在北伐过程中，充分利用汉中盆地的农业地理环境优势，屯田汉中以保障前线的粮草供应。

汉中地区“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10]。山地、谷地、河流等不同地理要素的交融，使汉中具有了多种地域空间特色。汉中受山地阻隔，四围险固，土壤、气候、河流等要素的交互影响，使之形成了一个较为富饶的农业环境，为军事战争的开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总体来说，三国时期汉中地理空间特征呈现出阻隔与缓冲态势。秦岭的屏障与汉中盆地的富饶使汉中成为曹魏集团与蜀汉集团军事斗争的缓冲地带。汉中以其独特的地理空间，诱发了不同势力对其争夺，也间接影响了汉中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