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自然条件优越，发展农业有较好的基础。东汉末年，由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在南北方劳动人民共同努力下，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长江沿岸出现了不少屯田区。

吴国的屯田领导机构及屯田组织形式，与曹魏屯田基本相似，屯田客也是“不给他役，使春惟知农，秋惟收稻”。其中规模较大的军屯在庐江（今安徽潜山），诸葛恪率万人在那里种稻，较大的民屯在毗陵（今江苏武进）。但从总体看，屯田的规模比魏国的规模要小。江南的大量土地这时得到开垦，《吴都赋》曰：“其四野畛辍无数，膏腴兼倍，……国税再熟之稻”。精耕细作的稻田，亩产五六斛。周瑜曾说：“江东富饶，足以自立。今将军承父兄余资，兼六郡之众，兵众粮多，将士用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农业发展促进手工业。江南的金属冶炼业比以前更发达，各产铁之郡都设有冶令或丞，以管理采铸。孙权在武昌令工匠用“南钢越炭”铸造大量刀剑，还在海盐、沙中（今江苏常熟）设有司盐校尉管理煮盐。

吴国纺织业中占重要地位的是传统的民间麻纺，丝织业比过去有所提高，出现了所谓“八蚕之绵”。瓷器生产技术水平这时也有较大提高，青瓷达到完全成熟阶段，产量和产品都有所增加。由于战争及水运交通的需要，造船业迅速发展，建安侯官（今福建福州）、广州番禺（今广东广州）都是当时最大的造船基地。造船技术已达较高水平，行驶在长江上的战船，有的可载3000人，有的船上下分五层。铜镜业、丝织业、制盐业，都十分发达。

吴国注重兴建城市和交通。孙吴政权初起时，在吴县（今江苏苏州），赤壁战后迁都京口（今江苏镇江），筑京城。公元211年，孙权迁都袜陵（今江苏南京），建石头城，改名建业。公元221年，孙权为夺取荆州，自建业徙都鄂，改名武昌（今湖北鄂城）。从此，吴县、京口、建业、武昌成为孙吴的四大重要城市。孙权固有荆州后，又还都建业。

孙吴修建的水陆交通以建业为中心向江南展开。公元245年，凿破冈渎，使用屯田士及作士（工程兵）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今江苏江宁境内）至云阳（今江苏丹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这条水道用以通吴会船舰，以避大江之险。

大力发展商业。公元223年，蜀国邓芝使吴，“致马二百匹，锦千端，及方物”，吴“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吴国与魏国也有大宗交易，公元235年，“魏使以马求易珠玑、翡翠、玳瑁”，孙权用江南方物及南海贸易之物交易魏、蜀两国之马，用以补吴国之所乏。吴国的海外贸易以交、广二州为基地与古代南海林邑、扶南等数十百国交通。吴臣朱应和康泰曾率船队出使林邑、扶南等国，两人回国后著书述其所闻。朱应撰《扶南异物志》、康泰撰《吴时外国传》，是古代中国人观察海外世界最早的著述。吴黄龙二年（230），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至夷洲（今台湾），是大陆开发台湾之始，从此，台湾与大陆有了密切联系。

吴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维护社会稳定。《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载：“黄武五年春，令曰：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能相恤，孤甚愍之。今北虏缩窜，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意思是，孙权下令说：战争已经打了很多年，百姓们离开了农田，父子夫妇长期分离，不能相互体贴抚恤，我很怜悯他们。如今国家没有战争，要下令各州郡，对百姓采取宽容安息政策。赤乌三年（240）春，孙权下诏书说：“君主没有百姓就不能在位，百姓没有五谷就不能生存。近年来，百姓的赋税徭役很多，年成又遇水旱灾害，粮食歉收。而有的官吏品质不良，侵占百姓务农的时间，以致造成饥荒困苦。从今以后，督军郡守，要从严查处违法行为，要列举查处、纠正的情况上报。”赤乌三年夏，孙权又下诏命令各郡县整治城郭，修建望楼，挖通护城河，防备盗贼。是年冬，百姓饥荒，孙权下诏命令各郡县打开粮仓赈济贫穷百姓。

从公元222年起，吴国在建业建都，至公元280年西晋灭吴，前后近60年，吴国经济不断发展，社会祥和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