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蜀国以开发益州经济为核心，发展社会经济。诸葛亮推行“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方针，提出“唯劝农业”“劝分务穑以阜民财”的要求，釆取“轻徭薄赋、保护小农”和“威之以法、抑制豪强”的措施，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时汉中地空，诸葛亮命李严移民两万人充实汉中，使荒芜的汉中重新得到开发，出现“男女布野，农谷栖亩”（《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繁荣景象。

平定南中后，针对南中农业生产落后的状况，在南中推广汉族地区的先进耕作技术，促使南中地区农业发展。时南中地区还处于奴隶制度生产关系中，诸葛亮将“夷帅”统治下的奴隶分配给大姓作部曲，使封建生产关系得到改善。居住在山林的少数民族人民，“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为农业持续发展，兴修水利。诸葛亮在成都平原上以都江堰（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利灌溉工程）为农本，视国力之所资，设置专职堰官管理，征丁1200人专职维护。成都府城西北隅，地势低下，为防冲蚀，兴修一条9里长堤。金齿（今云南保山）南面的大诸葛堰、小诸葛堰和漓水渠等，都是当时蜀国兴修或续修的。诸葛亮还派杨仪到汉中“筹度粮谷”，重新整修了汉初萧何开创的“山河堰”等水利工程^[1]，为发展蜀汉农业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发展丝织业。蜀汉政权仅在成都就引导有76000人从事织造，可知生产之丰。蜀锦是蜀汉对外与魏、吴两国通商的主要商品，驰名全国，质量精美，超过了曹魏。此外，为广开财源，提倡副业生产，诸葛亮以身作则，种蔓菁菜于隽州山野，播白荨莱种于绵竹武都山坡，在广都县植杨林，祁山南种“丰茂宿草”。

为便利交通，大修道路。著名的有长30华里的石牛道，并将剑门道修复以通行，开辟凉山北境的小相公岭，商旅往来称便。南中望城坡，两山陡立，中夹一莫谷，是诸葛亮运粮时所开凿。修复漓江水渠以行舟。水陆交通的开辟与修复，为发展商业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

发展商业。诸葛亮采纳刘巴的意见，“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三国志·蜀书·刘巴传》）。通过钱币铸造，方便商贸流通，农工商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国家得以繁荣进步。

发展矿业。诸葛亮命人将汉代巴东人发现的火气（即天然气）加以改造，用于煮盐，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设置盐官，对盐、铁实行专人管理，国家专营。

社会治理，诸葛亮坚持“治乱世用重典（《周礼·秋官司寇》）”，与法正、刘巴、伊籍等人共同制定《蜀科》，作为一国的法度，实行由“人治”向“法治”过渡的方略。通过一系列法律条文规范社会秩序、约束道德行为。对官吏进行“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励臣子”，要求居官守法，执法尚严，以期实现长治久安。整顿社会风气，提倡去奢尚俭。倡导“老百姓应该爱好的，是躬耕勤苦，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节制用财，合于礼节，丰年不浪费，凶年有储备”（《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蜀地原来奢侈之风很盛，提倡节俭纠正风气之后，举国上下，人人自爱，节俭成风。大将军费讳，家不积财，儿子们都布衣素食；诸葛亮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大司马董和死时，家无担石之财。

针对“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士人每专权自恣”（《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诸葛亮釆取信赏必罚的法制手段，打击控制专权自恣的益州地主，促使蜀汉政权政治比较清明。

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使蜀汉政权雄踞西陲达40余年（221—263）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