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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帝曹叡主政时期，谋士孙资根据魏、蜀、吴的实际情况提出过应对南北对峙局势、统一天下的策略^[33]，后来历史亦大致沿着这个方向发展。诸葛亮去世后，后主刘禅主政，内政方面宦官黄皓专权与大将军姜维不合，姜维屯垦沓中防卫曹魏来犯。蜀国内政不顺，主昏臣弱，连连征战国力不济，魏景元四年（263），魏国派大将钟会、邓艾灭蜀，三国鼎立局势不复存在。魏国得到益州、巴蜀之后有什么影响呢？首先最为明显的是，魏国据有益州等地实力扩充，进一步加剧魏、吴实力对比的不平衡性，也为日后取代曹氏的司马氏统一中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其次，益州巴蜀处在长江上游，吴国长期立国之策破产。吴国立国之策的长期规划是“竟长江所及”统一南方，连接凉州，出关中，由襄阳北伐中原，夺取霸王之业。而此前魏国在襄阳等地保持着势力存在，同时扼守了“跨有荆益”的重要通道汉东三郡、魏国夺取巴蜀之后，通过东三郡走廊，顺汉水而下控荆州，另一方面魏国可以在蜀地造船顺江而下强攻三峡，进而控制荆州南部。基于史实可以这样认为，蜀国覆亡之后，吴国西部门户大开，危险正在在一步步逼近。

蜀国居长江上游，地理上存在对吴国的威胁，周瑜、陆逊、陆抗之言不复赘述，然此前邓芝出使吴国时就论述过吴蜀地理形势，“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34]，自魏并蜀后，北方对南方孙吴的荆州形成了北门襄樊、西北东三郡、西面三峡三面合围之势。蜀国灭亡之时，司马昭曾致书孙皓说道“舟师泛江，顺流而下，陆军南辕，取径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汉之粟，然后以中军整旅，三方云会，未及浃辰，可使江表厎平，南夏顺轨”^[35]，此言有深刻的现实依据，即魏对荆州诸地三面合围之势。西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晋挥师六路攻伐东吴。在此之前，晋国王濬就在蜀地造大船^[36]，准备顺流而下，其后遂有“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浮江东下”^[37]之事。与此同时，在灭吴作战的过程中，西晋命“建威将军王戎向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向夏口，镇南将军杜预向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浮江东下”^[38]，东吴荆州形胜难保，在晋军强大攻势下东吴覆灭，三国鼎立、二国对峙之势最终结束，中国复归统一。

[1]从长时间来看，吴、蜀二国皆有图谋天下的野心，故在这一层面，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周瑜给孙权的建议是“瑜乃诣京见权曰：‘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参见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1264）。又《三国志·蜀书·邓张宗杨传》邓芝再次出使吴国时，孙权与邓芝的对话则预见了二者最终的矛盾，“蜀复令芝重往，权谓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乐乎！’芝对曰：‘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枹鼓，则战争方始耳。’权大笑曰：‘君之诚款，乃当尔邪！’”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第1072页。

[2]关于吴蜀“荆州之争”以及围绕诸葛亮《隆中对》、周瑜“时局论”及鲁肃的“江东对”所出成果颇丰，笔者仅结合手头上现有的资料略作一列叙，并致以谢忱。朱绍侯《吴蜀荆州之争与三国鼎立的形成》，载《史学月刊》1991年第1期；寇养厚《孙刘荆州之争中蜀的失误》，载《唐都学刊》1992年第1期；张兆凯《论吴蜀荆州之争》，载《求索》1992年第5期；余鹏飞《从荆州之争看三国时期的外交斗争》，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5年9月；张东华、刘伟《荆州之争与吴蜀关系新探》，载《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3年3月刊；周怀宇《周瑜“时局论”与诸葛亮“隆中对”比较》，载《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薛国忠《论三国荆州之争——再评诸葛亮》，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7月刊；胡以存《三国博弈与孙刘荆州之争》，载《军事历史》2010年第6期；孙立群、朱华《孙刘荆州之争原委探析》，载《理论学刊》2014年5月刊。此外，本文探讨问题还涉及“时局论”“江东对”与“隆中对”，主要参考了田余庆：《〈隆中对〉再认识》，载《历史研究》；张云江《鲁肃及其“江东对”》，载《文史杂志》2006年第3期；余鹏飞《〈隆中对〉与〈江东对〉》，载《襄樊学院学报》2007年第9期；雷震《诸葛亮〈隆中对〉战略构想再评价》，载《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桂珍明《对隆中对策及其实践的评价》，载《文史月刊》2012年9月第3期。

[3]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1102－1103.

[6]周怀宇.周瑜“时局论”与诸葛亮“隆中对”比较.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4）.

[10]邓芝使吴，孙权曾经假设了两分天下的情况，邓芝则一语道破双方的心思，其文曰：“蜀复令芝重往，权谓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乐乎！’芝对曰：‘夫天无二日，士无二王，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枹鼓，则战争方始耳。’”。详见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1072）。

[12]据《后汉书·袁术刘表传第六十四》记载，刘表任用南郡人蒯越、襄阳人蔡瑁等当地大族为政，治理荆州，对抗孙坚进攻。“三年，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三郡畔表，表遣兵攻围，破羡，平之。于是开土遂广，南接五领，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初，荆州人情好扰，加四方骇震，寇贼相扇，处处麋沸。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兗、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尉赈赡，皆得资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爱民养士，从容自保。”刘表在荆州基本上能够做到保境安民，讲习儒学，但是这在盛世可以自保，在诸侯争战的乱世则难以自存，荆州的安定也是暂时的。参见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2419－2421）。

[13]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245.

[17]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1292－1293.

[21]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1261－1262.

[24]曹、刘、孙三家这种均势在于三方对人才的三分占有与地理险要的三分占有，魏文帝曹丕主政时期向贾诩问伐吴、蜀之策，贾诩认为“吴、蜀虽蕞尔小国，依阻山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议见兵势，据险守要，汎舟江湖，皆难卒谋也。用兵之道，先胜后战，量敌论将，故举无遗策。臣窃料群臣，无备、权对，虽以天威临之，未见万全之势也”。贾诩的认识正好说明了当时魏、蜀、吴形成的均势态势，三方之中没有一方可以迅速被消灭。详见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331）。

[27]东三郡，指的是从汉中郡分出汉中以东的西城郡、上庸郡、房陵郡，事见《华阳国志·汉中志》：“三郡，汉中所分也，在汉中之东，故蜀汉谓之东三郡”。田余庆先生认为，蜀汉“跨有荆益”不是通过三峡而连接其地，而是从汉中出东三郡而连接二地方，“蜀国跨有荆益之土，西端益州自汉中窥伺秦川，东端荆州出襄樊威慑宛洛，东三郡则联中策应”。从事实上看，蜀国跨有荆益确实存在通过东三郡、三峡二途。详见田余庆《东三郡与魏蜀历史》，载《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11：261）。

[29]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480－481.

[32]朱绍侯.吴蜀荆州之争与三国鼎立的形成.史学月刊，1991（1）.

[33]据《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附《孙资传》裴松之注引《资别传》记载，“诸葛亮出在南郑，时议者以为可因发大兵，就讨之，帝意亦然，以问资。资曰：‘昔武皇帝征南郑，取张鲁，阳平之役，危而后济。又自往拔出夏侯渊军，数言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险，喜出渊军之辞也。又武皇帝圣于用兵，察蜀贼栖于山岩，视吴虏窜于江湖，皆桡而避之，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诚所谓见胜而战，知难而退也。今若进军就南郑讨亮，道既险阻，计用精兵又转运镇守南方四州遏御水贼，凡用十五六万人，必当复更有所发兴。天下骚动，费力广大，此诚陛下所宜深虑。夫守战之力，力役参倍。但以今日见兵，分命大将据诸要险，威足以震慑强寇，镇静疆场，将士虎睡，百姓无事。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罢弊。’”，按：天下十三州之中，吴蜀仅据四州之地，而曹魏在北方则有九州，力量对比孰优孰劣十分明显。且孙资提出守险以弱吴蜀，吴蜀因国力弱小要主动对曹魏作战，时间一长，就物资消耗一途就难以与曹魏抗衡。因之，有人说诸葛亮在“跨有荆益”之策未能实行后，以汉中为基地六出祁山并未真正地谋划出秦川定中原，而是靠主动征战为蜀国赢得一点存在的空间，由此观之有一定的合理性。详见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458）。

[36]关于晋国在蜀地造船之事，见于《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注引《襄阳记》：“至牛渚，沈莹曰：‘晋治水军于蜀久矣，今倾国大举，万里齐力，必悉益州之众浮江而下。我上流诸军，无有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恐边江诸城，尽莫能御也。晋之水军，必至于此矣！’”又干宝《晋纪》曰：“王濬治船于蜀，吾彦取其流柿以呈孙皓，曰：‘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江。’”蜀地居于长江上游，确实从战略上形成了对江汉地区的威慑，吴国立国之策夺取巴蜀亦是基于此种地理形势展开的。详见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1175－1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