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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数十年来，在蒲圻赤壁一带发掘出了大量文物，如铁戈、铜剑、箭镞、铜马蹬、弩机、五铢钱及铜镜、碗等日常生活器物达千余件，这些文物经考古专家鉴定，认定大多是东汉、三国时期遗物。同时，还发现了两座东吴武官墓葬，其中出土弩机一件，上刻铭文有“上大将军吕侯都尉陈文和弩□”字样。持“蒲圻赤壁”说的论者认为，这些兵器和地下文物的发现，足以证实蒲圻赤壁就是当年大战的古战场。

上述理由不能说不充足，但却值得认真推敲。陈寿《三国志》、范晔《后汉书》、袁宏《后汉纪》、裴松之《三国志注》等魏晋史籍均未点明“赤壁”所在的具体郡县，南朝盛弘之可谓是首创“蒲圻赤壁”说的人，然而他说周瑜、黄盖从赤壁“乘大舰上破魏武兵于乌林，乌林、赤壁其东西一百六十里”，这与《三国志》关于作战双方隔江对峙的记述不符，也不符合古代战争常理。《隋书·经籍志》云：“《荆州记》三卷，宋临川王侍郎盛弘之撰。”^[11]盛弘之，行迹无考，其所侍之临川王，当为刘义庆。刘义庆（403—444），雅好文学，喜召文词之士，一时俊彦雅士齐集身边。宋元嘉八年（431），刘义庆出任荆州刺史八年，盛弘之随侍藩王供职荆州，其《荆州记》当作于元嘉八年之后（有学者考证《荆州记》完成于元嘉十四年），其时代相距建安十三年（208）发生的赤壁之战已有二百二十余年，盛弘之所作出的不合常理的结论，显然属于臆测之词。

北魏郦道元虽然肯定了乌林是“黄盖败魏武”之地，但他又另创了“武昌赤壁”说：“江水左迳百人山南，右迳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处所也。”^[12]郦道元所言“赤壁”“乌林”之间的距离更加遥远，显然也不符合赤壁之战实情。

至唐代，李泰、李贤、杜佑等人均言蒲圻县有“赤壁山”，无疑是沿袭了盛弘之的说法。只是他们感觉到盛弘之的说法存在不合情理之处，故而仅仅含糊其辞地指出蒲圻县境内有“赤壁”，并未明确“赤壁”的具体位置。而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则第一次明确将“赤壁”定位在与乌林相对的江南岸，这是“蒲圻赤壁”说最为有力的文献依据，宋以后持“蒲圻赤壁”说者皆沿袭李吉甫之论。但《元和郡县志》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距离赤壁之战已过了六百余年，李吉甫将“赤壁”定位于“乌林”之对岸，不过是沿袭盛弘之的说法而又根据《三国志》的记述略作了修改而已，但这种修改是建立在臆测基础之上的，无疑缺乏严谨的科学性。

魏晋史籍确实记录了曹操从“华容道”逃归江陵，但汉代华容县范围很大，“华容道”顾名思义就是华容县境内的官道，未必就是今天监利县汴河乡的那条小道，且那块刻有“华容古道”的石牌也未必就是汉末三国时期的遗物。

至于地下发现兵器、文物则更不能说明赤壁之战战地问题，因为大战之地从来就不会留下成批的兵器、文物，胜利的一方一定会打扫战场，岂能在千年之后刨出当年大量的器物呢？何况赤壁之战是水战，射出的箭镞大多落入滚滚江水之中，何处挖掘？大量兵器、文物的发现，只能证明此处是长期屯兵之地，因为军队在此长期屯兵驻守，将士死后埋葬于此，自然会留下墓葬及陪葬器物等。汉末三国时期，荆州乃东吴重镇，蒲圻陆口一带正是东吴集团长期屯兵驻防重地，而蒲圻赤壁毗邻陆口，发现大量兵器、文物实属情理之中，但未必与赤壁之战存在关联。

梁启超曾指出，鉴别历史文献的价值，“自当仍以年代为标准，年代愈早者，则其可信据之程度愈强”。^[13]所以，寻找赤壁之战战地踪迹最可靠的途径就是原始史籍的记录。《三国志·武帝纪》记述曹操自江陵征伐刘备，经巴丘至赤壁。由此不能得出“赤壁”就是“蒲圻赤壁”的结论。《周瑜传》记述周瑜向孙权请兵，计划进驻夏口与曹军对峙，然后寻机击退曹军，孙权令周瑜等率三万精锐水军由柴桑（今江西九江）出发前往夏口，结果在途中遭遇曹军前锋，打了一场遭遇战，曹军受到小挫，退至江北岸驻营，周瑜等回防南岸。由此不能得出周瑜水军已经越过夏口而进至蒲圻赤壁的结论，也不能得出周瑜驻营的南岸就是“赤壁”以及曹操由赤壁退至江北的结论。恰恰相反，从《周瑜传》等史籍记录看，周瑜进军夏口途中遭遇曹军，说明曹军已经越过了夏口，周瑜进驻夏口的作战计划不得不随之改变，则“赤壁”应在夏口下游某处而非位于夏口上游的蒲圻。

更关键的是，从古代史籍对战役命名的常规来看，赤壁大战的战地当在长江北岸。《四库全书》收录了大量魏晋以来记录汉末三国战争的历史文献，这些文献对于三国战役命名的情况较为复杂，但都有规律可循：第一，以郡县之名或区域泛称命名战役，强调战役范围之广，如“汉中之役”“宜都之役”“秭归之役”“渭南之役”等；第二，以某一城名、某一山脉或某一河流之名命名战役，强调围绕某城、某山脉、某河流所展开的争夺战或攻守战，如“合肥之役”“麦城之役”“江陵之役”“祁山之役”“官渡之役”等；第三，以某一具体小地名命名战役，强调此处战役或战斗的重要作用甚至是关键作用，如“街亭之役”“猇亭之役”“乌巢之役”“赤壁之役”等。

今人习称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为汉末三国时期“三大战役”，我们不妨来看看《三国志》等古代史籍对于这三次战役命名的情况。“官渡之战”“官渡之役”的称呼均首见于《三国志》，曹操和袁绍相持于官渡河一带（在今河南省中牟县境内，河两岸皆有官府设置的渡口），双方展开“拉锯战”“阵地战”，最终曹操大败袁绍，故称“官渡之役”或“官渡之战”，偶尔称作“乌巢之役”，是因为乌巢火烧袁军粮草之战对于官渡之战的最终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夷陵之战”“夷陵之役”的称呼不见于《三国志》，但类似的表述和称呼并不罕见，如“败绩于夷陵”“破刘备于夷陵”“宜都之役”等，称“宜都之役”，实为“夷陵之役”的别称，因为刘备集团和孙权集团均将南郡西部的夷陵地区（今湖北宜昌）设置为“宜都郡”，这次大战主要发生于这一地区。而古代史籍又称夷陵之战为“猇亭之役”，是因为猇亭火攻大战是整个夷陵战役的转折点，刘备惨败夷陵始于猇亭火攻之战。

“赤壁之役”一词首见于《三国志·周瑜传》之裴注所引《江表传》，《江表传》记载曹操写信给孙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14]曹操写信贬低周瑜自有其政治目的，不足为训，但他是用“赤壁之役”来指称赤壁大战的第一人。《三国志·黄盖传》之裴注又引《吴书》曰：“赤壁之役，盖为流矢所中，时寒堕水，为吴军人所得。”^[15]可见，与“官渡之役”（官渡之战）、“宜都之役”（夷陵之战）一样，“赤壁之役”（赤壁之战）的称呼在汉末三国时期就已经存在。

曹操率大军征伐荆州，孙权联合刘备共同抗曹，周瑜是联军主帅，这无疑是一场决定三方未来命运的大会战，却何以用“赤壁之役”来概称呢？原因很简单：赤壁的战斗是决定双方胜负的关键，它是争夺荆州形成三足鼎立局面的重要转折点。这在《三国志》等魏晋人的历史文献中多有强调，如《三国志·武帝纪》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16]《三国志·先主传》曰：“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17]《先主传》之裴注引《献帝春秋》曰：“议者见操失利于赤壁，谓其力屈，无复远志也。”^[18]《三国志·吴主传》曰：“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倶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19]《三国志·诸葛亮传》曰：“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20]《三国志·三嗣主传》之裴注引陆机《辨亡论》亦曰：“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龙跃顺流，……而周瑜驱我偏师，黜之赤壁，丧旗乱辙，仅而获免，收迹远遁。”^[21]无不强调“赤壁”是曹操失利之地。《三国志》虽也有多处述及“乌林之战”，如《吕蒙传》记述“与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于乌林”等，“乌林之役”一词亦见于《鲁肃传》之裴注所引《吴书》。但乌林之战应是孙刘联军赤壁之战获胜之后在乘胜追击过程中所发生的一次重要战斗，这次战斗进一步重创了曹军。在古代史籍中，称“赤壁之役”或“赤壁之战”者远多于“乌林之役”或“乌林之战”。以《四库全书》收录的历史文献为例，称“赤壁之役”有60次，称“赤壁之战”有33次，称“乌林之役”有15次，无“乌林之战”之称。可见，“赤壁之役”（赤壁之战）是曹孙刘三家争夺荆州之战的关键战役。换言之，“赤壁”一定是发生激战、大战的地方，绝不是盛弘之、李吉甫等人所说的那样：赤壁是周瑜、黄盖出发之地，乌林是“焚曹公舟船”大破曹公之处。否则，古人一定会用“乌林之役”来统称此次战役的。

明白这个简单道理之后，我们就可以根据《三国志》的记载不难寻觅出“赤壁”的方位了。《三国志·周瑜传》有一段文字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赤壁之战的过程：

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22]

裴松之在这段文字下注引《江表传》对黄盖诈降、火烧曹军的细节做了进一步补充：

至战日，盖先取轻利舰十舫，载燥荻枯柴积其中，灌以鱼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龙幡于舰上。时东南风急，因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盖举火白诸校，使众兵齐声大叫曰：“降焉！”操军人皆出营立观。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往船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柴。瑜等率轻锐寻继其后，擂鼓大进，北军大坏，曹公退走。^[23]

从这两段文字中可以获得如下几点基本信息：一是赤壁大战前双方前锋部队发生过一次遭遇战，这场遭遇战是在长江上打的水战，东吴水军善战，故而获胜，但规模不大，并未重创曹军，否则黄盖、周瑜无须筹划诈降计；第二，在遭遇战之后，曹操水军“引次江北”，即退至江北岸驻扎，周瑜水军回防南岸；第三，两军相遇的江岸是“赤壁”，所谓“赤壁”，即赤色的崖壁，它是一个泛概念，可以指某一块红色的崖壁，也可以指一片江滨崖壁。荆州境内长江及其支流的江岸经浪涛长期冲刷，颜色多呈暗红色，宛如烈火烧过一样，十分显眼，人们习称“赤壁”。宋人范成大在《吴船录》里说：“赤壁，小赤土山也。”今江汉间多处有“赤壁”，其原因就在此。所以曹操水军驻扎的江北岸正是所谓“赤壁”。第四，水上遭遇战后，曹操聚集在江北岸的军队越来越多，故而黄盖认为“寇众我寡，难与持久”，但其“船舰首尾相接”，可以火攻方式突袭曹军。第五，曹操中了黄盖的诈降计，黄盖伪装的船队在距离北岸曹军约二里时突然发起火攻，“烧尽北船”，周瑜等人率大军（包括刘备军队）迅急跟进，展开凌厉进攻，终致“北军大坏”，乌林之战应是孙刘联军在火攻曹操水军得手之后攻击江北岸的曹操步军主力的大战，乌林离曹操赤壁水军驻地应不远。

在此，我们必须注意：所谓“北军”“北船”，皆有方位指向，指驻扎在江北岸的军队和战船，即曹操“引次江北”的军队。由此可见，黄盖诈降火攻突袭的正是江北赤壁的曹军船只，大火烧毁曹操“首尾相接”的大批船只，并延烧到岸上的步军营寨，使得曹军阵脚大乱，接着又遭到周瑜大军的迅猛攻击，终于兵败如山倒。所以，无论孙刘联军驻扎的江南岸是否有“赤壁”，是否称作“赤壁”，都与三国赤壁大战的战场无关。也就是说，所有的江南“赤壁”均非三国赤壁之战古战场，赤壁之战的战地只能在长江北岸寻找。至于长江北岸的“黄州赤壁”或“新洲赤壁”等地是不是三国赤壁古战场，则属于可以进一步探讨的学术问题。

[2]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1261－1262.

[22]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1262－1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