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尺牍文集中“别纸”的编排有其规律和特点。唐人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卷七至卷十中共收录“别纸”八十首（每卷二十首），根据所上状的对象不同，分为状体、启体、书体。这八十首“别纸”的编排方式，其实是根据所上对象的尊卑地位而采用了不同的书牍文体（卷七中上给宰相，用状体；卷八中上给地方节度，使用状或书体）分类编排，有给同一对象上两件或两件以上的“别纸”的情况。这些“别纸”可能是不同时期内所写的，因为有的“别纸”从内容判断，明显地书于不同的时间段内，相差一年多，不可能是封缄在同一书函内送达的“一封二纸”的“别纸”。据此可推知，崔致远后来在编集之时，是将不同时间内上给同一个人的同一类文体收录在一起的。这种情况在《桂苑笔耕集》中并不少见，敦煌书牍“别纸”文集中也有类似的情况。P.2945《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状稿》不是出自一人、一时之作，而是精心地按某种顺序编排而成，很可能是依据归义军旧档案抄录而成的，实质就是“别纸”尺牍文集，前七件用“状”体，最后一件用“书”体。八件“别纸”，很可能就是按照“不同时间内上给同一个人的同一类文体”进行编排的。现仅以前三件为例，作一考察和探究：

①李正宇.曹仁贵归奉后梁的一组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274－281.

前三件非常符合“唐末以来，礼书庆贺，为启一幅，前不具衔；又一幅通时暄，一幅不审迩辰，颂祝加飡；此二幅，每幅六行。共三幅”的“一封三幅”的复书形式，第一幅通时暄，问候相公起居，第二幅颂祝加飡，便问体气，第三幅则是“别纸”在最后，不具日期，是这封复书的核心内容，对于因“相公”的举荐而得到朝廷的天恩后遣使谢贺相公，逻辑完整，应是同一时间上给相公的。第四至第七件“别纸”也是上给“相公”的，但日期不同，内容上无紧密的逻辑关联关系，而不应该将它们看作是均来自于同一封信函内的“别纸”。因为它们和前“复书”中出现的“七月九日”明显有时间上的差距：第四件中“今者使臣回辙，兼差贺恩使人”，是指使臣从沙州出发，前往相公府第贺谢；第五件中“窃聆使臣经过贵府”则使臣已到达相公府衙；第六件中使臣“累月淹留”在沙州，“稽迟回辙”，沙州也还未派出使人往相公府衙；第七件中“昨蒙琼爰至，顶戴捧而欢忻；披览再三，雨露霑衣而欲湿”则是收到了相公的书信后的回复，似尚未派出使人，也未提及是否得到朝廷的天恩；第八件“别纸”是上给凉州仆射的，提到“使臣回辙”沙州派出使人进贡朝廷，经过凉州时请凉州仆射照顾，在时间上又与第四件“别纸”相接近。所以，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将第四至八件“别纸”看作是与前三件“复书”是在七月七日同时封在一个信函里发出的。从逻辑上、时间关系上、唐五代宋“别纸”在“一封双书”“一封三书”之间随社会风俗变动的历史事实来看，只能将其视为是在不同时期内的别纸文集，其形式可能是“一封双书”，也可能是“一封三幅”的形式，在后人进行抄录和编集时，将部分仅具礼仪形式意义的部分进行了删除，仅仅将别纸部分收录成集。

同理，P.3931《灵州节度使尺牍文集》中从第九叶背至第十七叶所抄的四件“别纸”，也不能视为是在同一时期灵州节度使给甘州回鹘可汗一封书函内的四件“别纸”。因为每一“别纸”的内容明显不同，应当是在不同时期内复书中的“别纸”。由于复书第一纸往往是礼节性的应酬，程式化，无实质内容，故在编集之时，有时也往往会将这一部分略去，而将不同时期复书内的别纸编集在一起。P.3715二封书札草稿，行书，书法漂亮，极有可能是两篇别纸的草稿在草拟过程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