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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文化研究(第2辑)
1.4.2.3.1 (一)“别纸”的文体多样
(一)“别纸”的文体多样

“别纸”是对某一类书札的泛称,其文体形式灵活。由于致书者和致书对象的身份地位各不同,“别纸”在行文措词上也得视上下、尊卑、亲疏情况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因此针对不同的对象,而灵活用书体、状体、启体等。除去崔致远《桂苑笔耕集》等唐人文集中收录有不少实用的“别纸”书札之外,敦煌书仪文献中也有“别纸”,甚至有文人学士专门将“别纸”撰集为尺牍文集的,即P.4092和S.5623两个不同写本的《新集杂别纸》,它是五代后唐天成至长兴年间相州(属义武节度使管辖)官府内一位姓马的判官撰集而成的。以法藏敦煌文献P.4092为例,主要内容有“月旦贺官(别纸)九十二首”“知闻往来别纸八十八首”两部分,共计收录“别纸”180首(件),但由于其部分残缺,现仅存104首。考察这104首“别纸”的文体,有状、启、书、牒,主要以状和启为主。考察其内容,发现其涵盖极广,所涉有贺官贺节、送往迎来、迁转昭雪、请托照顾、屈客屈僧、婚丧吉凶等公私来往的方方面面。[9]考察其受状、启、书的对象,上至中央高官显职、地方节度观察,下至幕府内的判官、支使、推官各种下属官吏,十分广泛;根据身份地位的不同,“别纸”用不同的文体:对地位尊贵的高官用牒、状和启,对地位稍卑或平行的属官用书体。P.3906五代时期书仪也明确注明有“与父母受业师父等别纸”时则专用“启状”的文体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