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传世文献记载可知，“别纸”一词在汉魏时期已经出现，字面意思是写在另外一纸上的书札内容，说明当时书札来往已经有单纸（一封书札）与复纸（两封书札及以上）的区别。为什么古人要叠床架屋似的发展出复纸书札呢？明明在一封书信中就能够完全传达的信息与情感，却偏偏要另外写一封信去传达呢？而且在社会发展中，当另外一封信中的内容越来越重要时，为什么不废弃第一封仅具形式意义的书信呢？要回答以上这些问题，就要考察书札所反映的社会风俗礼仪的发展与变化。

复纸式书札就是为了满足当时社会社交礼仪的需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兴起，社会等级森严，社会交往中非常讲究门第身份概念。当社会地位卑下者向尊长者致书时一般需要至少发出两封信，第一封信出于礼敬的需要，行文要富于礼仪；第二封“别纸”书信不像前一纸那样客套与富有礼节，意思表达往往坦白而直接，或者是言机密之事时所用，往往成为书札的主体内容。这一特点在前引孙权致曹操的书札“别纸”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别纸”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复书书札关联紧密，但不是“复书”书札。复书书札的概念要包括“别纸”，但“别纸”的概念不能涵盖复书。复书通俗地解释就是将两封甚至多封书札一同缄封在同一个封函内传递，“别纸”则是专指出现在复书中的书札，故又称“别书”。

到了唐宋时期，单书书札与复书书札已经在格式特征上有了非常明显的区别，在敦煌出土的唐代书仪文献中明确记载是“凡复书以月日在前，若作单书，移日月在后，其结书尾语亦移在后”，即书札如果是复书，则月日时间在前一纸上，“别纸”上不会另外出现年月日期。若是单书，则日期都在书札末尾。复书中包括一件单书，一件或几件“别纸”，而且在单书中日期出现在书札开头，而“别纸”中不再出现日期。

综上，复书书札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体现尊敬和郑重形式的手段，在唐宋时期依然延续了下来。但随着时代的推移，唐宋时期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重要的演变。据唐代开元天宝时期杜友晋所著《新定书仪镜》，在序言中引用卢藏用《仪例》说“古今书仪皆有单复两体，但书疏之意本以代辞，苟能宣心，不在单复，即能叙致周备，首末合宜，何必一封之中，都为数纸。今通婚及重丧吊答量留复体，自余悉用单书”，说明在唐前期的一段时间内，诸家书仪均将复书变成单书，书札以单书为主，“别纸”仅限于通婚的吉礼及重丧的吊答凶礼时所用，一般情形下只用单书。敦煌书仪文献中有记录唐代“婚书”中的“别纸”，如《今时礼书本》《新集吉凶书仪》在吉仪卷中就有通婚书“别纸”的实例，在此从略。至唐代后期，社会风尚礼仪又出现了重大变化，日常往来的书札中复书重又出现，“别纸”开始逐渐增多，可能与唐五代藩镇体制下官场往来士人请谒之风盛行相关。当时社会士人与尊贵的官僚书札，以书多为敬，虚文饰礼，辞意重复。

唐代中期时，复书一般只有一张“别纸”，晚唐时的新风尚便出现了多张“别纸”的复书书札。这种复书以三幅纸为常见：第一幅问寒温，第二幅祝身体，第三幅别纸言正事。宋代笔记小说《云麓漫钞》卷四，记载了唐末以来时复书纸数的变化：“唐末以来，礼书庆贺，为启一幅，前不具衔；又一幅通时暄，一幅不审迩辰，颂祝加飡；此二幅，每幅六行。共三幅。”与敦煌书仪文献记载“凡修书，先修寒温，后便问体气，别纸最后”正相符合。说明当时社会生活中盛行复书，第一纸寒暄天气，第二纸问候身体起居，第三纸“别纸”才是真正用来传达讯息、交流情感的。复书书札从唐前期的一封“双书”演变成晚唐五代宋“一封三书”，甚至是一封多书，特殊的情况下也有超过三札的情形。北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记载唐末卢光启“策名后，扬历台省，受知于租庸张濬。清河出征并、汾，卢每致书疏，凡一事别为一幅，朝士至今效之。盖八行重叠别纸，自公始也。唐末举人不问士行文艺，但勤于请谒，号曰精切，亦楷法于范阳公尔”。文中“清河出征并、汾”指的是张濬以河东行营都招讨制置宣慰使讨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之事，此事始于大顺元年（890）五月，终于十一月，以“师徒失亡殆尽”告终。根据孙光宪的说法，则多张纸书写的重叠“别纸”大约在唐大顺年间已经出现。

北宋初，据司马光《书仪》，当时盛行以复书谒拜大官，以一封内“三幅”（书札）最为常见：“今人与尊官书多为三幅，其辞意重复，殊无义理。凡与人书，所以为尊敬者在于礼数辞语，岂以多纸为恭耶！”司马光对此虽有批评，但当时社会风尚就是如此，甚至更为炽盛，有过之而无不及。宋代赵彦卫的笔记小说《云麓漫钞》记载了北宋时期复书纸数的变化：

宣政间，则启前具衔，为一封（幅）。又以上二幅六行者，同为公启，别叠七幅为一封（原注文渊阁本无此三字）。秦忠献当国，有投以札子者，其制：前去顿首、再拜，而后加：右谨具　申呈，月日具官姓名。札子多至十余幅。平交则去申字。庆元三年，严禁叠楮之禁，只用三幅云。后又只许用一幅，殊为简便。^[7]

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两宋之际的复书，可证实《云麓漫钞》的记载为实：

宣和间，虽风俗已尚谄谀，然犹趣简便，久之，乃有以骈俪笺启与手书俱行者。主于笺启，故谓手书为小简，然犹各为一缄。已而或厄于书吏，不能俱达，于是骈缄之，谓之双书。绍兴初，赵相元镇贵重，时方多故，人恐其不暇观双书，乃以爵里或更作一单纸，直叙所请而并上之，谓之品字封。后复止用双书，而小简多其幅至十幅。秦太师当国，有谄者尝执政矣，出为建康留守，每发一书，则书百幅，择十之一用之。于是不胜其烦，人情厌患，忽而变为札子，众稍便之。俄而，札子自二幅增至十幅，每幅皆具衔，其烦弥甚。而谢贺之类为双书自若。绍兴末，史魏公为参政，始命书吏镂版从邸吏告报，不受双书，后来者皆循为例，政府双书遂绝。然笺启不废，但用一二矮纸密行细书，与札子同，博封之，至今犹然。然外郡则犹用双书也。^[8]

综合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和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的记载来看，唐宋时期的复书在“一封双书”“一封三书”之间随社会风俗变动。以上于尊官的启状为例，一般常见的是启文为骈体文，手书小简为散体，将二者封缄于一封之内。后又将二者各自缄封，称双书。

到了南宋时期，双书之外，另将标明爵里、身份地位的名刺或门状单写一纸，将三者一并呈上，时俗称之谓“品字封”。陆游《老学庵笔记》的记载也表明唐宋时期，“别纸”的格式上也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唐五代时期的复书，在第一纸中具官衔、年月日等表明身份、日期的书札元素，“别纸”中不再另外单独具官衔和日期。但在两宋，在“别纸”上也开始具明官衔（“每幅皆具衔”）、书月日，甚至单独缄封，以表示对收信人的礼敬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