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场持续时间久、参与人数多的“三国热”现象。在这场“三国热”中，“三国文化”已成为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老一辈学者如谭洛非、谭良啸、沈伯俊、杨建文等都对此做过专门论述。不过究竟什么是“三国文化”，至今仍然是众说纷纭，但总的来看，在以下方面还是形成了一些共识：

首先，“三国文化”不仅仅是“三国历史”。

在20世纪90年代初，汉中某电视台曾计划拍一部《三国文化与汉中》的专题片，但究竟是以历史为基础，还是以小说为基础，大家产生了较大的分歧。若以《三国志》为基础，很多问题都不好处理，如“空城计”，历史上诸葛亮从未用过此计。据史料记载，司马懿在诸葛亮首次北伐时也没有来到魏蜀交战的前线，“街亭”之役魏方统帅是张郃，因此，诸葛亮的“空城计”纯属虚构。另外，提到诸葛亮北伐都会说是“六出祁山”，事实上诸葛亮的北伐是五次，经由祁山北伐仅仅只有两次，“六出”之说源于《三国演义》。这些事件均与史实不符，但长期以来却为人们所接受，对一般民众而言，提到“空城计”，第一个想到的大多数还是诸葛亮的这一出。严格按照史书记载来讲三国，普通民众在情感上无法接受。

其次，“三国文化”也不仅仅是《三国演义》。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历史演义小说，它可以说是明朝之前“三国文化”的集大成者。《三国演义》以陈寿的《三国志》为基础，又广泛吸收了裴松之注《三国志》、宋元时期的“三国戏”以及民间传说等成分。它是古代历史演义小说的代表作，又铸造了远远超过三国历史所能包容的中国社会历史现象和道德观，它所创造的“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义释曹操”“三顾茅庐”等故事早已为人们所喜闻乐道。由于《三国演义》的影响，诸葛亮、关羽等三国人物不断被神化，甚至被奉为神圣，如关帝庙遍布全国，孔子与关羽并称“文武二圣”，关羽影响之广和威望之高甚至超过了孔子。“三国文化”也由于《三国演义》而逐渐深入人心，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桃园结义”之类作为道义的楷模被广大民众普遍接受，甚至成为下层民众的一种精神力量。这是中国其他任何一部小说都无法与其比拟的。

但是，《三国演义》的经典意义也远远不能包容“三国文化”的全部内涵。比之于小说所蔓延、所辐射出的文化内涵，《三国演义》只能算是露出水面上的冰山，即使没有读过小说的人也会受到“三国文化”的熏染。例如，呈现在大众视觉里的就有：遍布全国各地的关帝庙和三国英雄形象，市镇店铺、茶楼酒肆中的关羽画像、桃园结义图，各地建筑雕刻乃至器皿上刻制或绘制的三国故事情节的造型艺术，舞台上的三国戏，以及以旅游为目的的各种三国古迹、三国城等。视觉所不能包含的还有各种溢出小说文本的民间三国故事，融汇在日常语言中的来自于三国人物和情节的谚语，以及常见诸言谈的、以三国故事为例的人生教训（如“大意失荆州”等）。这些都是可察可辨的三国文化现象。此外，还有许多形而上、难以言表的三国文化影响，如人们对历史评价的标准、道德信念、人生价值观乃至迷信习俗，以及对三国智慧的重视（如“蒋干中计”的活学活用），这些可称为深层的“三国文化”或隐形的“三国文化”。

总之，所谓的“三国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包含的文化因素极多，它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为源，以三国故事的传播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因此，研究“三国文化”也应该打破学科的畛域，文史结合、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这样才能突破研究中出现的瓶颈，使“三国文化”研究不断取得新成就。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陕西理工大学在“汉水文化”省级重点学科的基础上又成立“三国文化研究所”，根本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研究平台，有效地整合校内研究力量，突出特色。同时，也搭建一个学术交流平台，为三国研究方面的专家提供一个阵地，互相学习、切磋，共同促进“三国文化”深入的研究。2015年10月，三国文化研究所和汉水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2015·汉中《三国演义》与三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打破了文史的界限，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三国演义》《三国志》及三国历史文化、三国文化与汉中，以及三国文化遗产的开发与应用等课题，展开了广泛交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了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陕西理工大学三国文化研究所将不定期编印《三国文化研究》，及时展示三国文化研究的成果。

汉中是三国文化名城，三国文化也是汉中最亮丽的一张文化名片。陕西理工大学作为坐落于汉中的一所高校，关注汉中文化建设，做好汉中三国文化品牌的开发与应用，开拓三国文化新局面，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刘保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