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华沙起义计划的形成与提出
1. 波兰国内的地下组织
波兰灭亡后，在其国土上依然活跃着强大的地下武装。其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一支，就是所谓的“国家军”。他们是忠于流亡政府的队伍。按照西方的数字，到华沙起义开始时，“国家军”人数已达到38 万。国家军司令接受伦敦的波兰军队总司令指挥。
和派系林立的流亡政府一样，1942 年2 月14 日由 “武装斗争联盟” 改组而成的国家军也由四个政党的武装整合而成。名义上，农民党的农民大队（也翻译为农民营），也属于国家军。但实际上，农民营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真正并入国家军系统的农民营，据说还不到总数的25%。领导国家军的波兰军官，与农民之间的社会鸿沟，也导致农民营与国家军的关系不甚融洽。到1943 年9 月，农民营司令部也承认：农村中存在 “相互对立” 的两派。
苏德战争开始前，国家军把苏联人和德国人视为同样的敌人。东线战争开始后，除了提供情报外，“国家军”和苏联人的关系似乎也没好到哪里去。而当流亡政府和苏联关系恶化后，国家军的敌对情绪更是有增无减。1943 年6月19 日，国家军司令罗韦茨基在给西科尔斯基的信中写道：“把俄国尽快视为我们的敌人而不是盟友，是必要的。”
国家军发动华沙起义前，华沙的犹太人也在1943年掀起过一次暴动，但很快就被镇压
首先发生冲突的，是苏波双方的游击队。1943年秋冬，苏联游击运动中央司令部在呈送斯大林的报告中指出：“国家军”把手伸进了西白俄罗斯。他们和苏联游击队大打出手，“消灭居民点的苏维埃政权，在村里实行恐怖活动”。对此，游击运动领导人波诺马连科主张，不仅要消灭发起进攻的波兰人，而且要制订更系统的计划来对付国家军。[62]
在波兰国土上，并非只有“国家军”在活动。就在“国家军”建立前后，波兰共产党（1938 年被共产国际解散）也以“工人党”名义复活，并于1942 年3 月成立了人民近卫军。[63]根据工人党的机密报告，该党并不具备全国范围的影响力，但他们和一些农民大队关系较好，而后者的基层组织对国家军的不信任情绪根深蒂固。[64]
由于政见不同，国家军和人民近卫军之间互相敌视。1943年初，工人党和国家军进行了三次谈判。工人党主张废除旧波兰宪法，向德国人发起公开进攻；在未来建立一个更广泛的“联合政府”。国家军则要求工人党服从流亡政府，并和苏联人划清界限。双方的条件差距过大，结果当然是不欢而散。[65]1943年8月，国家军极右派别和人民近卫军爆发武装冲突，一次打死了26名人民近卫军成员。[66]
上述三派的大致力量对比为：国家军30万人，农民营15万人，人民近卫军6 万人。[67]从绝对力量看，人民近卫军不占优势。但他们把农民党左派拉到自己这边。1944年1月召开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同时还建立了人民军。其中除人民近卫军、农民营外，甚至还包括一小部分国家军成员。
流亡政府当然不承认全国人民代表会议，还将其说成是“虚构的机构”[68]。但他们应该意识到，这个竞争对手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在红军日益逼近的情况下。可能是为了对抗“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支持流亡政府的地下组织也在1 月份组织了所谓的“民族团结会议”。从此，波兰地盘上就有了两个针锋相对的权力机构。
2. 苏联人来了！流亡政府和国家军的应对
就在流亡政府内外交困之际，大约在1944 年春季，西方的态度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4 月初，丘吉尔忽然对波兰人和颜悦色起来，建议他们向美国寻求帮助，还说英国和苏联之间也存在矛盾。1944 年6 月6 日，也就是美英军队在欧洲大陆登陆的同一天，米科拉伊奇克访问华盛顿。罗斯福在会谈中表现得很滑头。他一面表示，不能为波兰承担任何义务，美英也不可能为波兰去和苏联打仗，波兰必须作出让步云云；另一方面，罗斯福又说能够在“轻松”气氛中说服斯大林作出让步。更有趣的是，罗斯福向波兰人提出建议：如果能让斯大林见识一下国家军的实力，他就会变得“友好”起来。[69]
在白俄罗斯参战的波兰军队
罗斯福所称道的国家军，在一年前更换了领导。1943年6月30日，德国人对国家军实施了一次重大打击，逮捕了国家军司令罗韦茨基。[70]罗韦茨基的接替者是原副司令塔德乌什·科莫罗夫斯基少将。他的化名为“布尔”，意思是“森林”。[71]请记住这个名字，他将是本书后面内容的主角之一。
1944 年初，红军进入战前波兰领土。这对布尔是个重大考验。布尔本人当然很清楚，苏联与他所效忠的流亡政府正处于对立状况；苏军所进入的很多波兰地区，正是苏波之间的争议所在！他麾下的国家军，和苏联游击队也发生过冲突！尽管如此，布尔对前景却乐观到了可悲的程度。
西方史学家西德尼·洛厄里对布尔的对策有过如下评价：“尽管他（布尔）曾公开表示过对苏联的仇视，而且同苏维埃游击队发生过摩擦，他仍然希望苏联人会允许已经公开身份的国家军部队继续受华沙和伦敦的指挥；尽管国家军已奉命拒绝苏联人要他们解散或并入红军的要求，他仍然希望苏联人会让波兰地下组织的领袖们在红军向柏林挺进时，在红军后方接管波兰领土的行政权。他和其他波兰军事领袖们还抱着另一个希望，即红军在波兰境内击败德军之后，会由于英美的干预而停止追击，让波兰流亡政府接管行政权。他似乎忽略了一条军事上的原则，即任何军队的统帅只要力所能及，就不会允许潜在的敌对部队在他后方保持它的组织。”[72]
撤退中的一队德军经过一座被焚烧的白俄罗斯小屋
3月，国家军与苏军在沃林地区第一次取得作战联系。苏联人告诉国家军第27 师司令：他们可以和上级保持联系，可以继续隶属于流亡政府。但他们必须接受苏军的作战领导，并改编为正规步兵师。因为苏军后方不允许有游击队。布尔对此表示原则同意，但又强调，战术隶属关系是暂时的。到了4 月份，苏联人的要求上升了一步，要国家军加入贝林格的武装。同时，苏联和国家军的摩擦也不断出现。按照波兰人的说法，苏联把后方的国家军武装解散，有时甚至捕杀其领袖。壮丁被全部征走。[73]
3. 国家军的危机与“新波兰”诞生
1944 年夏季，红军的强大攻势摧毁了中央集团军群，并向波兰纵深推进！对波兰国内国外的各种政治势力而言，这既是复国时机的到来，也是危机迫近的时刻。基于过去的经验，布尔向国家军下令：只有在“战术上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能和苏联人建立联系！绝对不允许加入苏军和贝林格军！[74]
但形势的发展还是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1944 年7 月16 日，在刚刚被占领的维尔纽斯市，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展开“肃反”行动。这次行动由贝利亚的副手谢洛夫亲自指挥，投入了19 个小组。除了“搜查残存的德国人并肃清了他们”外，苏联人也对国家军动手了！以与白俄罗斯第3 方面军司令见面为借口，诱捕了当地国家军领导人和26 名军官，3500 名国家军军人缴械。[75]7 月31日，在利沃夫发生了类似事件。[76]苏联人给各地的国家军两个选择：要么加入贝林格军，要么解散。如果拒绝，就要逮捕其首领，令部队缴械。
此前，斯大林已经着手建立新的波兰政府。1944年5月中旬，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待了两个多月时间。其间，仅斯大林和他们就进行了8次会议，讨论了成立波兰新政府的问题。[77]
1944 年7 月初中旬，波兰爱国者联盟与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合流。7 月21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宣布成立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第二天，民族解放委员会在刚刚被苏军解放的波兰小城赫尔姆发表《告波兰人民书》，宣告新政权诞生。同时否认在伦敦的流亡政府的合法性！这个新政权除了自己的国内地下武装外，还得到了苏联组建的波兰军队的支持。根据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命令，人民军与苏联建立的波兰第1、2集团军共同组成波兰军。[78]
7月26日，苏联承认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双方还达成秘密协议：苏波边界将基本沿寇松线划分（作了一些对波兰有利的调整）。作为“补偿”，预定把东普鲁士南部、格但斯克连同但泽等地，一起交给波兰。[79]
4.“风暴”计划
至此，斯大林已经得了想要的东西。接下来，就是和“伦敦”政府摊牌了。就在“新政府”成立后第二天（7月23日），斯大林表示，莫斯科愿意接受流亡政府总理米科拉伊奇克的访问。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第4 欧洲司（主管中南欧事务）的一份内部文件说明了斯大林的意图：可以尝试把米科拉伊奇克也拉到新波兰政府这边来。[80]
1944 年7 月31 日晚9 时，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米科拉伊奇克与莫洛托夫开始会谈。会谈记录显示，米科拉伊奇克首先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堆。他标榜流亡政府愿意向红军提供军事帮助，宣称自己是全体波兰人一致信任和拥护的代表！对此，莫洛托夫的态度相当冷淡。他用生硬的语调对米氏的说法一一否定，接着便转入“正题”，要求流亡政府和民族解放委员会谈判。
米科拉伊奇克对此表示拒绝。他吹捧说“苏联政府正显示出自己领导欧洲的国家实力”，希望苏联“慷慨”地接受流亡政府。莫洛托夫的回答依然单调而冷酷。他坚持要流亡政府和民族解放委员会谈判，并称后者比“伦敦”更熟悉波兰的现实。
话说到这个份上，米科拉伊奇克可能感到有了显示实力的机会。他宣称，流亡政府考虑在波兰发动全面起义，并请求苏联出动飞机轰炸华沙周围的机场。莫洛托夫的回答是：“到华沙总共只有大约10公里。”[81]
武装党卫军的半履带装甲车队，东线1944年7月
米科拉伊奇克所说的全面起义计划，被称为“风暴行动”。对于起义形式，米科拉伊奇克主张在全国发动。但波军总司令索斯恩科夫斯基却持否定意见，他认为，起义不可能获得英美的支持，因此只要在德军后方搞些牵制和破坏就行了。[82]
但索斯恩科夫斯基也没有把话说死。1944年7月7日，他在给国家军的命令中指出，苏联对波态度越来越强硬，虽然目前发动“风暴行动”时机还不成熟，但“如果近期在发生了德国人的撤退和红军的逼近同时发生的情况下，出现了由我们哪怕是暂时占领维尔诺、利沃夫、其他大城市或是一些不大的地区的机会，就应当这样做，并在这种情况下充当全权的主人角色”。
和流亡政府相比，国家军对形势的发展更为焦虑。7月14日，布尔向伦敦报告，认为苏联“试图在波兰工人党的帮助下号召在波兰起义”。令布尔担心的是，国家军如果继续按兵不动，让波兰工人党抢先发动起义，就可能使“社会的绝大部分”联合到他们那边。这对流亡政府是大大不利的。布尔的结论是：“形势迫使我们开始积极的行动！”
布尔在另一份文件中阐述了他将如何行动，以对付他所认为的“凶恶敌人”苏联。 布尔主张：“在给予苏联最小的军事帮助的同时，我们当然要给他们制造政治困难。国家军应该强调人民对独立的意愿，这将迫使苏联用强力压制我们的意志并从内部给他们造成困难。”为此，国家军必须尽量把波兰人都拉到自己这边，“动员一切波兰力量投入我们应该把其引向反对俄国并战胜它的政治运动”[83]。
部署在华沙的党卫军部队，他们成功地镇压了1943年的犹太人起义
华沙起义的方案，就这样提出来了。领导者和策划者除了那位布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外，还有流亡政府国内代表处代表杨·扬科夫斯基（也是流亡政府副总理）。根据流亡政府7 月25 日的授权，扬科夫斯基可以决定起义日期。
根据西方资料，布尔的具体意图是：国家军应抢在苏军入城前至少12 小时就完全控制华沙城。这样做的理由颇为狡猾：起义一旦成功，苏联人将无法完全控制华沙，他们恼羞成怒，很可能会对国家军公开动武。在华沙这样的大城市引发对抗，必将引起国际震动，甚至招来美英的干预。这对国家军是有利的。基于这样的意图，起义计划当然不能泄露给苏联人。7 月份，布尔已向各地国家军发出指示，命令他们尽量避免和苏联人协同行动[84]。
对该计划稍加分析后，只能慨叹，布尔这些人既一厢情愿，又缺乏政治头脑。稍微了解一下西方前后的态度，就不难想象，一旦波兰人在华沙遭到苏联人镇压，西方也不大可能，事实上也无法进行干涉。即使西方为此和苏联人翻脸，也未必能给波兰人带来什么好处。相反，盟国的分裂只会对德国人有利。
更重要的是，布尔等人满脑子只是如何对付苏联人，却把德国占领者的实力估计得太低了。交出华沙，就等于打开通向柏林之门。这一点，德国人很清楚，苏联人也很清楚。而目前，华沙还在德国人手中。即使不算从前线撤退下来的德军野战部队，华沙城内原本就有大量的党卫军警察和一些正规军单位。
德国人对波兰抱有极大敌意和戒心，占领当局更把华沙蔑称为“收容不可靠分子的垃圾场”。估计其居民约150 万，包括50 万犹太人。当然，这是个比较老的数据。德军占领后，华沙的人口，无疑大大减少了。[85]特别是犹太人。自1942 年“最终解决”方案开始执行以来，加上1943 年犹太区起义被镇压，华沙城内原有的几十万犹太人几乎被荡尽。
德军在城内的监控体系也是有效的。对波兰人发动起义的企图，德国人早有察觉。1944 年2—4月，他们在华沙起获了几个武器和军用物资库。其中一次就缴获了600个喷火器和6万颗手榴弹。[86]
为了强化占领力量，华沙的德国当局不断要求加强城内的警察力量。可当东线大崩溃之际，这些请求根本无法满足。相反，1944 年7 月初，原有的党卫军警察第22、17 团主力还被调往前线，进一步削弱了占领力量。7 月23 日，华沙谣言四起。说苏军正通过卢布林省，向华沙挺进。苏联坦克已经拿下普瓦维云云（实际上，卢布林是7月24日丢失的，普瓦维则是7月26日）。华沙德军司令部慌忙命令军事机关的女性人员于当日离开华沙，结果造成了更大混乱。[87]
这段时间，几座横跨维斯瓦河的华沙大桥挤满了逃跑的德军车辆。德国人的慌乱狼狈全部被国家军看在眼里，令他们进一步确信德军败局已定！7月26日，布尔通知伦敦，将把起义日期和时刻报告流亡政府。当时波兰总理和总司令都不在伦敦，只能由内阁部长克瓦平斯基回电（据说没有及时送达）。电文转达了索斯恩科夫斯基的指示：应避免公开起义。因此，只能由布尔自己对此次起义负责。[88]
如果西方的说法可靠的话，连米科拉伊奇克这位政府总理，因为当时正忙于飞往莫斯科谈判，对起义日期都不清楚。他对莫洛托夫所说的“全面起义”，看来只是标榜实力的泛泛之谈。而苏联人感兴趣的是：如何迅速通过最后的“10公里路程”，打进华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