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异史氏曰”的介入功能
《聊斋志异》中带有“异史氏曰”的作品共计197篇,学界对此作了深入研究:或者研究其类型差异、风格特点;或者关注其思想内容、对表现作品主题的作用;或者分析源承、论其优劣。对《聊斋志异》以“异史氏曰”的方式传达作者声音的做法,学界褒贬不一。有人高度评价“异史氏曰”的价值与功能,认为“作者借助‘异史氏曰’的论赞,把文言小说提升到抒写人生理想抱负、感慨命运际遇、寄托情志、针砭时弊的高度”[82]。有人认为,《聊斋志异》正因有了“异史氏曰”才脱颖而出,成为短篇小说的佼佼者,达到古代短篇小说创作之巅。这些评价忽视了小说故事本体和叙事文本在成就小说艺术方面具备的潜质和自足性,对“异史氏曰”不乏溢美之词。有人则极力贬低“异史氏曰”的价值与功能,认为“末尾都有用‘异史氏曰’开端的评论和赞语。按说,小说的主题和意图总该在正文的字里行间随时流露表现清楚,《聊斋》作品本来也正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异史氏曰’的段落虽然师承了《史记》‘太史公曰’的做法,其实是不必要的蛇足”[83]。上述对“异史氏曰”的褒贬之词主要针对其蕴含的思想内容。马振方总结出“异史氏曰”具有“言出肺腑,激情灼人;言简意赅,文理并茂;画龙点睛,发人深思;锦上添花,相得益彰;借题发挥,痛快淋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等特点,其中除了“言简意赅,文理并茂;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涉及“异史氏曰”的艺术特色与风格外,其余均属于“异史氏曰”在思想情感方面具有的特征。如在“言出肺腑,激情灼人”方面,马振方指出,“异史氏曰”的一些“议论极剀切,又极痛快,激情横溢,热烈灼人,与其说是议论,毋宁说是抒情,熔二者于一炉,乃情、理之合璧”。在“锦上添花,相得益彰”方面,马振方认为“异史氏曰”与正文内容相应,思想相关,“成为正文的有力补充,如锦上又添一花,相互辉映,相得益彰,不仅加强了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上也有所创造,独具一格”[84]。相比之下,郑铁生对“异史氏曰”的评析较为全面与客观。他指出,《聊斋志异》中评论性的“异史氏曰”卒章显志,“从特殊的叙事当中,引出社会普遍现象中存在的问题,针砭时弊,导人向善,则是值得可圈可点的文字”;有真知灼见的“异史氏曰”偏少,倾向于说教的甚至是平庸的带有封建意识的劣见卑识的偏多;那些处于篇中的“异史氏曰”、“常常在小说叙事章法中形成‘文眼’,即使两个或三个不同的小故事环绕着它铺叙开来,又深刻地表达了叙事主体的思想内核”;那些以“叙事为辅、议论为主”的“异史氏曰”对认识叙事主体的创作动机还是很有作用。[85]
可见,学界对“异史氏曰”蕴含的思想内容、流露的情感倾向和具备的艺术特色关注颇多,对其叙事功能尚未做细致深入的分析与研究。笔者拟对这一问题略加论述,以期抛砖引玉。大体上看,“异史氏曰”的叙事功能大致可以概括为提领功能、升华功能、关联功能、辐射功能、对照功能、评价功能等积极功能,此外,还有耗散功能这一消极功能。
(一)提领功能
在所有包含“异史氏曰”的作品中,《念秧》最为独特。其他篇章的“异史氏曰”要么处在作品的中间位置,要么处在作品的末尾,只有《念秧》的“异史氏曰”处在作品的开头。这一位置使《念秧》的“异史氏曰”具备其他篇章中的“异史氏曰”所不具备的叙事功能——提领功能,即总起全篇,奠定作品的主题基调,引发读者的阅读行动和反应。《念秧》的“异史氏”先以总括之笔点出社会现实的一般特点是“人情鬼蜮,所在皆然;南北冲衢,其害尤烈”,将读者的目光引向人性黑暗的一面。继而描绘了“念秧”害人伎俩的隐蔽性,“萍水相逢,甘言如醴,其来也渐,其入也深。误认倾盖之交,遂罹丧资之祸。随机设阱,情状不一”。其中蕴含着作者对险恶的世俗人情的强烈不满,也渗透了作者警醒世人的一片热忱。
这种在故事之前的介入叙述破空而来,其好处在于其中蕴含着作者的立场与观点,能暗示作品的故事情节和叙事主题。有这样的事前“警示”为提醒,读者阅读时可以“按图索骥”,自觉辨识念秧浸濡式的骗人机诈在故事中的蛛丝马迹。其弊处在于先于故事之前点破奥秘,不利于激发读者对故事的悬念期待,限制了叙事的自由。
有些作品的开头虽然没有冠以“异史氏曰”的名目,但行文的风格、陈述与议论相结合的方式及其具备的叙事功能,均与《念秧》中的“异史氏曰”相同,在某种意味上,也可以约略视为“异史氏曰”。这类作品有《张氏妇》、《盗户》等。《张氏妇》开端写道:“凡大兵所至,其害甚于盗贼,盖盗贼人犹得而仇之,兵则人所不敢仇也。其少异于盗者,特不敢轻于杀人耳。”将“大兵”与“盗贼”对照,指出二者除了在“轻于杀人”有区别,害民伤民的行径与本质并无二致。下文即叙述大兵企图奸淫张姓妇人反被她机智杀死的故事,其中大兵残害百姓的行为性质与开端作者的议论评价保持一致。耐人寻味的是,故事发生在“甲寅岁,三藩作反”之际,抢劫百姓、奸淫妇女的是“南征之士”,据此可知这是作者将对清王朝纵兵烧杀抢掠的怒气深藏在貌似冷静的叙述之中。本篇末尾的“异史氏曰”旨在赞扬张氏妇“巧计六出,不失身于悍兵。贤哉妇乎,慧而能贞”,与开篇批判大兵的话语分属两种立场,也许是作者为了避祸全身选择的叙事策略,其根本主旨蕴藏在开篇的那段文字之中。
(二)升华功能
由于怀有强烈的思想情感和带着“发愤著书”的动机创作《聊斋志异》,当蒲松龄抒写自我思想情志的心情过于迫切时,往往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作家的任何叙事行为都隐含着某种思想观念、价值观念。蒲松龄完全可以运用更为巧妙的方式预设作品的思想主题,潜在地左右读者对作品主旨的判断,然而受自己强烈的爱憎情怀影响,他往往走进作品直接发表对故事、人物的看法,干预作品主题思想的传达。如《红玉》故事线索有三条:其一是红玉与冯生相爱、为冯生操劳持家;其二是地方豪绅宋氏与冯家的矛盾冲突;其三是虬髯客勇担道义,替冯生杀死宋氏父子,以匕首警示县令释放冯生。这三条故事线蕴含这两个相对独立而有内在联系的思想主题:一是赞美红玉对冯生一片真情,拥有仁厚侠义之心;一是批判当政者泯灭天良,与豪绅沆瀣一气,残害百姓。篇尾“异史氏”评论说:“其子贤,其父德,故其报之也侠。非特人侠,狐亦侠也。遇亦奇矣!然官宰悠悠,竖人毛发,刀震震入木,何惜不略移床上半尺许哉?使苏子美读之,必浮白曰:‘惜乎击之不中!’”这段话赞美冯氏父子因为其贤德而得到侠客的鼎力相助,也赞美红玉身为女子却有英雄侠士的风范,更指责批判鱼肉乡里、贪赃枉法的地方豪绅和官吏,可以说其蕴含的思想情感与作品自身昭示的思想主题有相当高的吻合度,是典型的以议论话语阐明作品主旨的写法。尤其是“然官宰悠悠,竖人毛发,刀震震入木,何惜不略移床上半尺许哉?使苏子美读之,必浮白曰:‘惜乎击之不中!’”数句话,侧重发掘小说中蕴含的封建社会中下层民众与封建官员的对立,将批判的重点指向贪官污吏,从而在冯生、红玉二人的爱情故事里,凸显了除暴安良、铲除污吏的音调,丰富了也深化了小说的主题。《连城》叙述一对恋爱的青年男女历经重重阻碍、穿越阴阳两世,最终战胜封建阻力结为夫妇的故事,为源自心灵深处的坚贞爱情献上了一曲赞歌。该篇“异史氏曰”理智地指出,乔生之所以深爱连城,并非因为连城对乔生的粲然一笑“仅倾心于峨眉之一笑也。悲夫”,而是因为乔生视连城为知音,“此知希之贵,贤豪所以感结而不能自己也”,从而将男女恋情上升到寻觅知音、以真情回馈知己的高度。《僧术》“异史氏曰”中的“岂冥中亦开捐纳之科耶”中的“亦”,暗射社会现实中存在着捐纳获取功名的黑幕,把小说反映阴间弊端的主题提升为批判现实的主题。《胭脂》中的“异史氏曰”则“从他的人民性立场出发,言不遮饰,肝肺大开,鲜明表达了他的社会理念与政治态度”[86]。
其他如《石清虚》的“异史氏曰”将人与石之间的深情类比为“士为知己者死”,深化了小说因爱成痴的主旨。《周生》中周生在朝拜碧霞元君的祝词中写有狎谑语,触怒了神灵遭到报应,周生及其妻子、仆人先后死去。“异史氏曰”对此议论说:“恣情纵笔,辄洒洒自快,此文客之常也。然淫嫚之词,何敢以告神明哉!狂生无知,冥谴其所应尔。”同时又为周生的夫人及仆人鸣冤,希望神灵应该对首犯、从犯有区别地加以惩处,不能一律褫夺其性命。这一观点很有新意,避免了单一宣讲因果报应的流弊。含有类似叙事功能的“异史氏曰”的作品还有《向杲》、《马介甫》、《佟客》等,数量颇多。就这一点来说,认为“异史氏曰”“把文言小说提升到抒写人生理想抱负、感慨命运际遇、寄托情志、针砭时弊的高度”[87],还是很有道理的。
(三)关联功能
起到关联叙事作用的“异史氏曰”,有的处于小说文本尾部,往往针对故事、人物发出感慨、议论之后再做延伸,把笔触指向社会现实、人情世故或相类故事;有的处于小说文本中间,前面是核心叙事层,讲述该作品的核心故事,其后是非核心叙事层,讲述该作品的次要故事;《聊斋志异》中有近30篇作品的“异史氏曰”的文本位置、叙事功能属于此类,约占含有“异史氏曰”作品总数的六分之一。
这样的“异史氏曰”在关联叙事方面具体作用有两个。一个作用是收束上文,引发作者的联想与体验。如《阿宝》中的孙子楚爱慕阿宝,情至深处近乎痴呆,“异史氏”即围绕“痴”及其表现展开评说,指出“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等所含的“痴”都不是真痴,而那些“粉花荡产,卢雉倾家”的人才是真痴。这番议论引发了作者对“痴”的复杂感受与体会,专门拈出窖镪食贫、对客辄夸儿慧、爱儿不忍教读、窃赴饮会、赚人赌、倩人作文、欺父兄、父子账目太清等十种“真痴”行为。《刘姓》中因李翠石对人际纠纷有劝解、劝诫之功,“异史氏”赞扬他说:“李翠石……醇谨,喜为善,未尝以富自豪,抑然诚笃君子也。观其解纷劝善,其生平可知矣。”紧接着,作者故布疑云说:“古云:‘为富不仁。’吾不知翠石先仁而后富者耶?抑先富而后仁者耶?”在叙事中渗透着调侃的口吻和独特的思考视角。《金和尚》中的“异史氏”更是以“和尚”为话头,杜撰出发泄一肚皮讥讽的嘲弄和尚的“高论”,即:“口中说法,座上参禅,是谓‘和样’;鞋香楚地,笠重吴天,是谓‘和撞’;鼓钲锽聒,笙管敖曹,是谓‘和唱’;狗苟钻缘,蝇营淫赌,是谓‘和幛’。金也者,‘尚’耶?‘样’耶?‘唱’耶?‘撞’耶?抑地狱之‘幛’耶?”
另一个作用是勾连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情节关联甚少或没有联系而在某一方面有相似点或相关点的故事,形成连株体。如《梦狼》面对封建社会官吏盘剥和欺压百姓、如狼似虎的现实,“异史氏曰”直接介入大发感慨说:“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紧接着叙述了社会现实中发生的真实的事情,分别是邹平“居官颇廉明”李匡九、“性刚鲠”的邑宰杨公治下的吏役残害百姓、贪暴异常的故事。“这又恰好印证了‘异史氏曰’所言‘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的社会现象。前后两部分,一虚一实,前后呼应,而‘异史氏曰’对封建社会规律性的精辟凝练的概括和认识,有如篇中‘文眼’,统驭着叙事,犹如胶合的纽带将前后叙事成分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了小说独具一格的章法”,即“连株体”叙事章法。[88]再如《梅女》中,典史受小偷贿赂为他开脱罪行,诬陷梅女与小偷私通,梅女愤而自杀。典史所犯的深重罪孽致使他的妻子在阴间沦为青楼娼妓,卖身为典史赎罪。“异史氏”认为居官卑微的人更加贪婪大概是人之常情,但是,“三百(依上文当为‘五百’——笔者注)诬奸,夜气之牿亡尽矣”,并惊叹典史遭受“夺嘉偶,入青楼,卒用暴死”的报应,令人感到了神灵的可畏。紧接在“异史氏曰”之后,作品叙述了贝丘典史的故事:
康熙甲子,贝丘典史最贪诈,民咸怨之。忽其妻被狡者诱与偕亡。或代悬招状云:“某官因自己不慎,走失夫人一名。身无余物,止有红绫七尺,包裹元宝一枚,翘边细纹,并无阙坏。”亦风流之小报也。
这则故事与梅女故事的关联之处在于:主角都是典史,均贪得无厌,敲诈民财,毁坏民生;二人都受到了妻子离散的惩处。故事人物身份相同,故事情节的性质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连接它们的枢纽就是本篇中的作者以“异史氏”的口吻介入叙述的一段话。
然而,对“异史氏曰”介入叙述构成连株体的章法结构功能需要仔细甄别。《梦狼》、《梅女》因其中的“异史氏曰”有承上启下的关联功能而成为紧凑型的连株体,而有些作品属于松散型的连株体。《胭脂》中胭脂父亲被杀一案中的宿介、王氏能够昭雪冤情,功在施愚山的心怀谨慎、明察秋毫,文中的“异史氏”就此呼吁说:“听讼之不可以不慎也!”而在“异史氏曰”之后,作者叙述了施愚山奖掖书生、怜惜人才的事情,借以赞美他的风雅倜傥、仁厚风范。前后两个故事在性质、题材上没有相似性,仅凭“施愚山”这一人物勾连,前后关系不甚紧密。有的篇目在文本中使用了“异史氏曰”,并不意味着这篇作品就是连株体,衡量是否为连株体的关键在于“异史氏曰”具备怎样的功能。《佟客》在文本中部使用的“异史氏曰”先承上文谈论对忠孝的看法,剖析董生的行为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指出“古来臣子而不能死君父者,其初岂遂无提戈壮往时哉,要皆一转念误之”,揭露了人性的弱点所在。而此后的故事叙述了男子发现妻子红杏出墙后,原本怒气冲天要休掉妻子,但却因贪恋美色,忍气吞声留下了妻子。此篇“异史氏曰”的功能是针对主要故事抒发感慨,帮助读者理解董生故事的叙事主旨,而非关联次要故事与主要故事,故而该篇并非“连株体”。
(四)辐射功能
“异史氏曰”的辐射功能主要表现为,作者以故事或者故事的某一构成因素,比如人物、情节、细节、时空等为触发点,对其他事件、人物发出议论、感慨,形成了小说主旨的晕轮效应。《蛇人》叙述了蛇人与其豢养的大青、二青间情谊深厚、心意相通的故事,小说中的蛇仿佛有人性,能听懂并接受蛇人的忠告。“异史氏”赞美说:“蛇,蠢然一物耳,乃恋恋有故人之意,且其从谏也如转圜。”紧接着,“异史氏”以蛇懂人语、通人意为引子,延伸开去议论人性,批判了“独怪俨然而人也者,以十年把臂之交,数世蒙恩之主,转思下井复投石焉;又不然则药石相投,悍然不顾,且怒而仇焉者”的卑劣人性。这样的延伸议论没有扣紧故事,却别有深意,促人深思。还有的“异史氏曰”表面上议论故事中的事件或人物,实则将矛头指向现实社会,巧妙地运用“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叙事谋略,使批判现实的语气显得委婉,但批判现实的力量更加坚韧深沉、柔韧绵长。《伍秋月》中,王鼎见到兄长受到欺凌,义愤填膺,杀死了阴间的官使,“异史氏”表面上讨论阴司刑罚问题,实则倾斜自己对差役的痛恨之情,“余欲上言定律,‘凡杀公役者,罪减平人三等’。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故能诛锄蠹役者,即为循良;即稍苛之,不可谓虐”。《向杲》中“异史氏”一面为那些舍生酬志的壮士抱有惋惜之情,一面赞叹仙家方术的神奇,“借人之杀以为生,仙人之术亦神哉”。最后所说的“使怨者常为人,恨不令暂作虎”这句话流露了作者的微妙心理,似乎作者期待受冤屈者都能化身为虎,为自己伸张正义。这些议论的“辐射”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作品内涵,仿佛作者另辟蹊径,把读者带入出人意想的艺术空间。
有些作品中的“异史氏曰”衍生的议论或内容,有意把读者引向文本之外的文本,在无意中带着读者玩起了“互文性”阐释的解读游戏。《续黄粱》中的“异史氏”先就曾孝廉的梦境大谈“真”与“幻”的陆离变化对人生的警示,言明“梦固为妄,想亦非真。彼以虚作,神以幻报”,然后以“黄粱将熟”为线索勾联了唐代沈既济的《枕中记》,以“当以附之邯郸之后”勾联了汤显祖的写梦名剧《邯郸记》。在笔者看来,《聊斋志异》的潜在读者群或者说作者所期待的读者群为封建文人士子,对文人士子来说,《枕中记》、《邯郸记》并非陌生的或者难得一见的作品,三者在题材、内容乃至主旨方面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将三者关联起来,很容易引发读者的联想,甚至推动读者对不同文本做引证性阅读,从而实现不同作品之间的互文性阐释。《王者》的“异史氏曰”以“红线金合,以儆贪婪,良亦快异”将作品与唐代传奇《红线女》关联起来,也具有此功能。这种互文式的连缀在更广阔的艺术天地里和历史渊源的长河里展现作品的题材意义和书写价值,获得了久远绵长的历史传承感,作者乃至作品的思想情感抒写得深沉而厚重。
(五)映衬功能
依据使用的表达方式,可以将《聊斋志异》中的“异史氏曰”大致分为三类:议论性文本、叙事性文本和议论、叙议兼备文本。其中,叙事性文本叙述的故事往往与正文的核心故事形成对比、衬托等关系,要么彰显核心故事的叙事意义,要么有助于人物性格塑造,要么与核心故事形成反差对比。这种情况下,“异史氏曰”具备了映衬的叙事介入功能。《嘉平公子》的嘉平公子看上去风度翩翩,潇洒英俊,实际上空疏不学,撰文时白字连篇。该篇的“异史氏曰”叙述了《耳录》记载的一个简短的故事,也与使用白字有关:在路旁卖茶水的人竟然在招牌上写着“施‘恭’结缘”的字样,令人捧腹不已。《种梨》中的卖梨人因为吝啬受到道士仙术的惩罚,一车梨被道士以仙术分给众人品尝,“异史氏曰”则描述了家庭富裕的人对家人、亲友斤斤计较、悭吝无比的丑事,与种梨人的所作所为互为衬托,深刻地展现了自私冷漠的人性。《韩方》中枉死鬼赴阴都投状,以谋求被岳帝举荐而得到重用,却在沿途殃害百姓以索取祭品糊口。“异史氏”看出了枉死鬼殃害百姓行为的背后隐含的荒谬之处:枉死鬼的目的是赶往阴都,以谋求重用;而为了尽快得到阴间职位,枉死鬼作祟祸害百姓,索取祭品。枉死鬼的行动与目的产生了内在矛盾,构成了悖论,使故事极具反讽性。该篇“异史氏曰”也讲述了两个具有反讽意蕴的故事。一个非常简短:开科考的名目是“不求闻达科”,而参加科考的人竟骑着骏马飞驰前往应试。这里,所开科试名目蕴含的人生旨趣与人物追求闻达的激切心情、迫切行为产生了悖逆,讽刺的笑声洋溢于笔端。一个相对曲折些:官员逼迫百姓交捐献粮食,立了一个非常动听的名目“乐输”;为了让百姓按时足数缴纳“乐输”,“各州县如数取盈,甚费敲扑”,于此可见官员既想获得盘剥百姓的实利又想获得百姓拥戴的廉政美名的虚伪性。当唐太史间那些没有完成“乐输”的人因何被抓,他们回答说:“官捉吾等赴城,比追乐输耳。”农人被逮捕及其缘由是对官员绝妙的辛辣嘲讽。
“异史氏曰”的映衬功能与关联功能都建立在两则或两则以上的故事并置的基础上,二者的不同点在于:具有映衬功能的“异史氏曰”涉及的两则或两则以上的故事,其一为核心故事,其他故事则附属于“异史氏曰”文本内,非核心故事文本缺少独立性;而具备“关联功能”的“异史氏曰”涉及的两则或两则以上的故事,一则为主要故事,其他为次要故事,且次要故事不从属于“异史氏曰”文本,·其文本具有相对独立性。
(六)评价功能
具备评价功能的“异史氏曰”的主要内容、主题是表达作者对人物、事件的品质、价值、意义的认识和看法。赞美人物的品德性情、精神境界的有:
知己之感,许之以身,此烈男子之所为也。彼女子何知,而奇伟如是?若遇九方皋,直牡视之矣。(《乔女》)
家有女豫让而不知,则兄之为丈夫者可知矣。然三官之为人,即萧萧易水,亦将羞而不流,况碌碌与世浮沉者耶!愿天下闺中人,买丝绣之,其功德当不减于奉壮缪也。(《商三官》)
农家者流,乃有此英物耶!义烈发于血诚,非直勇也。智亦异焉。(《于江》)
这些评价均以小说的故事情节、人物言行为佐证,如乔女为知音孟生抚孤治家、商三官隐姓埋名设巧记为父报仇、于江机智而勇毅铲除祸害母亲的狐妖,很容易获得读者的认可与共鸣。还有评价事件、故事的:
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疗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娇娜》)
余听此事至终,涕凡数堕。十余岁童子,斧薪助兄,慨然曰:“王览固再见乎!”于是一堕。至虎衔诚去,不禁狂呼曰:“天道愦愦如此!”于是一堕。及兄弟猝遇,则喜而亦堕。转增一兄,又益一悲,则为别驾堕。一门团圞,惊出不意,喜出不意,无从之涕,则为翁堕也。不知后世亦有善涕如某者乎?(《张诚》)
黄狸黑狸,得鼠者雄。此非空言也。假令翻被狂喊之后,隐其骇惧,公然以怪之绝为已能,则人将谓徐生真神人不可及矣。(《驱怪》)
这些属于作者面对故事有感而发,有的纯粹属于创作中或者创作后自读欣赏活动中的动情动意的产物。无论对人对事,“异史氏”均满怀热情,对良人美事不吝惜赞美之词,对奸佞浪子也毫不曲加伪饰。还有一些“异史氏曰”蕴含着作者对待世事的审美性眼光和心境态度,表现出一种超越式的情怀。如:
青山白云人,遂以醉死,世尽惜之,而未必不自以为快也。植此种于庭中,如见良友,如见丽人,不可不物色之也。(《黄英》)
怀之专一,鬼神可通,偏反者亦不可谓无情也。少府寂寞,以花当夫人;况真能解语,何必力穷其原哉?惜常生之未达也!(《葛巾》)
在这些议论中,“异史氏”不是站在理性思辨的立场表达对故事、人物的看法,而是以感性的、体悟式的心情看待人和事。前者有弥合生死、旷达怡情的情怀,后者则隐含着情志相合、心灵知音而不计人妖之辨的爱情观念,折射出作者洒脱豁达的风神气度,增强了小说的抒情色彩。
《聊斋志异》还有一些“异史氏曰”传递了冗余信息,成为干扰作者叙事意图的“杂音”、“噪音”,甚至削弱了核心故事、主要故事表现出来的意义[89]。如《犬奸》原本题材庸俗,话题污秽,而“异史氏”津津乐道其事,更以自己的名义郑重其事地写了判词,旨趣不高。《陆判》中的“异史氏”对鬼神帮助换头的说法不仅没有提出质疑,而且大为羡慕地说:“明季至今,为岁不远,陵阳陆公犹存乎?尚有灵焉否也?为之执鞭,所忻慕焉。”《侠女》的“异史氏”则谈论“人必室有侠女,而后可以畜娈童也。不然,尔爱其艾豭,彼爱尔娄猪矣”,与《侠女》的故事情节、人物塑造和思想内容相去甚远。当然,不能简单地以“异史氏曰”蕴含的思想内容是否健康来衡量其叙事功能或价值优劣,衡量“异史氏曰”介入叙述后对叙事主旨、叙事效果是否起到耗散等消极作用的关键标准,不是其的思想观点是否积极健康,而是它与核心故事、主要故事是否存在内在的叙事文理关系。如《李伯言》中的“异史氏曰”宣扬的是封建迷信思想、善恶果报观念,所谓“阴司之刑惨于阳世,责亦苛于阳世。然关说不行,则受残酷者不怨也”,其主旨是陈腐落后的,但是这段议论针对故事中的情节而发,包含对阴间不容一己之私的公正执法的赞叹,且能写出对人世间官吏贪赃枉法的不满,所以“异史氏”发出感慨:“谁谓夜台无天日哉?第恨无火烧临民之堂廨耳!”虽然此篇中的“异史氏曰”思想内容陈腐不堪,但是点明了作品主题且有所拓展,所起的不是耗散叙事意图的消极作用,而是强化事件意义的积极作用。此外,“异史氏曰”揭示叙事意图的心情太过急切,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因为“主题还必须深蕴在故事中间。如果主题或思想过于显露,小说就沦为阐述某种概念的论文了。……主题是某种强烈打动小说家而读者也会感到其影响的东西,但它却埋藏得很深”[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