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聊斋志异》叙事介入时机

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文艺理论以及当代西方叙事理论认为，叙事本文是一个脱离作者仍然能够证明自身意义的系统，具有本身自治、自足和独立于外部世界的“世界”与“法则”，进而主张消除作者对作品的介入和控制，因为“‘客观的’或‘非人格化的’或‘戏剧式的’叙述方法自然要高于任何允许作者或他的可靠叙述人直接出现的方法”[80]。为了将作者痕迹从小说中彻底清除干净，叙事理论家从作品中抽象出“隐性作者”、“叙述者”等角色身份，作为作者的代言人在作品中践行话语建构行为。尽管韦恩·布斯用排除法一一列举了将作者的痕迹从小说中剔除后对小说叙事的消极影响，但是反对作者介入故事甚至反对叙述者介入叙事的主张始终音调高亢。在笔者看来，叙事介入不是决定小说艺术高下的关键因素，仅仅是帮助作者完成创作意图、落实某种叙事策略的手段，必须接受客观、公正的评价。为此，除了以理性、冷静的态度考察叙事介入方式之外，还应该考察叙事介入的时机。总的来说，《聊斋志异》善于选择使用叙事介入的时机，对丰富作品主题、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乃至完善作品结构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也存在一些不适当之处，对叙事造成了消极影响。

（一）“故事前”介入

在故事发生之前（在文本开头而不是故事的开端）的叙事介入，往往影响后续发生的故事整体，《聊斋志异》中这种介入主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夹叙夹议的话语介入，主要表现在多数作品开头介绍人物的姓名、籍贯、家世，对人物的主导性格下断语；二是介绍与故事相关的背景知识。

以夹叙夹议的话语方式介入叙事是蒲松龄绝大多数作品的叙事惯例，其渊源是史传叙事。应该说，在故事发生之前向读者呈现主要人物的背景信息，有助于读者对人物形成作者所期待的先入为主的印象，便于读者在故事中按照人物主导性格、情感倾向、价值观念等理解、评价人物的言语、行为，形成对故事意蕴与叙事意义的总体性诠释与把握。《陆判》的叙述者落笔即以权威的口吻介绍陵阳朱尔旦，称他性格豪放、读书勤奋但头脑迟钝。讲述虽然显得有些生硬，但是推介的人物具备的这三个特点在故事中的功用各有不同：豪放性格促成了朱尔旦与陆判相识、相交、相知；读书勤奋为朱尔旦博得了读者的欣赏与同情；头脑迟钝为陆判答谢朱尔旦这一知音准备了先在条件。《丁前溪》开头写丁前溪“富有钱谷，游侠好义，慕郭解之为人”，故事基本围绕人物的这一特点展开：丁前溪外出逃亡受到杨姓人家的热情款待，付钱给对方被拒绝；当杨姓人家陷入贫困到丁府求助时，丁前溪对杨家不仅照顾周到，急其所急，还帮助杨姓人家过上了富裕生活。该篇“异史氏”所说的“然一饭之德不忘，丁其有焉”，再次复现了丁前溪的性格。当然，小说开头展现的人物性格也有负面的，《瞳人语》中方栋颇有才名，行为佻脱，不持仪节，“每陌上见游女，辄轻薄尾缀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为自己的轻佻无礼付出了代价，好在他忏悔及时，勤力诵读《光明经》以化解罪孽，保全了一只眼睛，逃脱了双目失明的厄运。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出场就具备的性格和惯常行动预言着故事的性质及发展历程，而故事的进展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着人物的性格。

在故事开始之前介绍背景性知识的作品有《水莽草》、《造畜》、《念秧》、《青蛙神》、《晚霞》等。在这些作品中，叙述者以平静的口吻、中立的态度陈述背景性知识，读者很难觉察到叙述者在其中渗透的情感倾向。《水莽草》开篇将水莽草的毒性、水莽鬼的由来作了简要说明，特别提示楚中桃花江一带的诡异“现实”。这些内容貌似可有可无，然而，“水莽鬼”是贯穿整个故事情节的核心意象，因此这番介绍既可以解除小说题目带来的疑惑，又渲染了魔幻阴森的氛围，暗示着不寻常事件的发生。《造畜》开篇的闲话与故事的距离更远一些。叙述者先介绍了蒙害他人的伎俩“投美饵，给之食之，则人迷罔，相从而去”以及江北江南对它不同的称呼，然后才说出本篇重点叙述的“变人为畜”的昧术“造畜”。这样的社会背景介绍作为暗示手段激起读者的特定心理反应，足以让人们胆战心惊，仿佛随时随地都身处危险之中。可见，借助陈述背景知识，叙述者可以隐性地设置悬念，或者为故事铺垫背景。

（二）“故事中”介入

“故事中”介入即在故事进行中的叙事介入，其功能往往随着情节的发展变化而变化，难以用简要的话语加以概括。《王六郎》中许姓渔人面对落水的妇人，产生了救与不救的激烈纠结。最终，期待鬼友王六郎能顺利转生为人的友情战胜了对落水妇人的同情，他没有伸出援救之手。出乎意料的是，落水妇人安然无恙。随后，没能获得替代的鬼魂王六郎向许姓渔人解释说，自己怜悯孩子舍弃了寻求替代的机会。此时，叙述者借渔人的口评价说：“此仁人之心，可以通上帝矣。”这一评价话语既是对王六郎行为意义的升华，又预言了故事的走向，王六郎的仁心果然感动天帝，被天帝任命为招远县邬镇土地神。《王成》中，王成祖父的狐妻吩咐他贩卖葛布至京都，并叮嘱说：“宜勤勿惰，宜急勿缓，迟之一日，悔之已晚！”在贩卖途中，王成遭遇了一场大雨，叙述者对他作了分析与评价兼有的描述：生平没经历过风霜，受不了风雨兼程的艰苦；阴雨绵绵，行走困难，心生畏惧。叙述者这一介入叙述紧紧围绕王成懒惰的性格，对后续故事没有什么影响，主要用以印证小说开篇所点明的人物性格。

在《续黄粱》故事发展过程中，叙述者多次介入，发挥着多样化的作用。其一，以“气益高”、“心气殊高”写出曾孝廉的踌躇满志、意气张扬，与他历经梦幻后“不觉丧气而返。台阁之想由此淡焉”形成对比，揭示出梦境在他心灵上引发的深刻感触。其二，曾孝廉梦中得做高官，叙述者评价他的居第“绘栋雕榱，穷极壮丽”，受赠的女乐“皆是好女子，其尤者为袅袅，为仙仙，二人尤蒙宠顾”，对官员则从“恩怨了了，颇快心意”，从多个方面展现了曾孝廉小人得志的卑污心态。其三，曾孝廉飞扬跋扈，胡作非为，被阴间罚灌金汁，叙述者以“生时患此物之韩币少，是时患此物之多也”写出他遭受的恶报之惨烈。其四，以老僧为代言人，问曾孝廉：“宰相之占验否？”让曾孝廉感悟到僧人的神异非凡，惊醒了他的富贵梦。

总体来看，《聊斋志异》的“故事中”介入的细部刻画功能胜过其推进故事的功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修补故事发展的细节，为故事的主干增枝添叶，为使叙事灵活多变，不至于枯燥乏味。

（三）“故事后”介入

“故事后”介入即作者、叙述者在故事的尾声部分出面发声。这些介入或者与上文形成复调，在不同的层次上复现部分或全部叙事主题；或者评价事件乃至作品本身，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或者介绍故事来源，形成关于故事的可靠性报道。《聂小倩》中的宁采臣“性慷爽，廉隅自重”，“生平无二色”。在核心故事结束后，叙述者安排宁采臣“登进士第”、两个儿子“皆仕进有声”的美满人生，作为对宁采臣谨奉礼教、重情重义高尚人品的回报。《贾儿》中尚是小孩子的贾儿杀死蛊惑母亲的狐妖后，其父亲夸赞说：“我儿，讨狐之陈平也。”叙述者也呼应性地陈述了贾儿“后贵至总戎”，这一介入叙述隐含着父亲对贾儿赞扬的认可，也赋予了“我儿，讨狐之陈平也”声音以双重性内涵。

《聊斋志异》叙述者的“故事后”介入发出的议论、评价往往针对整个故事，虽然大多只有两三句，但立场鲜明、辞气激切，语义效果往往为其他介入形式难以匹敌。《狐梦》中“我”听闻朋友毕怡庵在梦中与温婉多情的狐女有一段艳遇，而该狐女十分敬仰蒲松龄，于是发出感慨说：“有狐若此，则聊斋笔墨有光荣矣。”这一介入不仅将作者感慨知音的兴奋与自得情怀表露无遗，而且与狐女请毕怡庵代烦聊斋先生为自己作小传等情节一道，构成解读作品内涵的信息链条，为小说灌注了一股浓郁的元小说气息。魁星被民间视为吉祥之星，但是郓城张济宇遇见魁星“竟落拓无成，家亦雕落，骨肉相继死”（《魁星》）。作者对此感慨万千，发出了“彼魁星者，何以不为福而为祸”的急切追问，激发着人们的思考，也唤起了读者对人物命运的深切同情。在《梦狼》结尾，作者的情感益加外放，“呜呼！官自以为廉，而骂其贪者载道焉。此又纵狼而不自知者矣”。

《聊斋志异》中在结尾处点明故事来源以介入叙述的作品也不在少数。《聊斋志异》有些故事来自同题材的叙事作品，蒲松龄据此作了改编或另创新作。如《考城隍》结尾写道：“公有自记小传，惜乱后无存，此其略耳。”如果这话语来自蒲松龄，那么毫无疑问，《考城隍》是宋生自传的缩减版；如果这话语来自叙述者，就强化了故事的可靠性。《莲香》的篇尾叙事介入说：“有刘生子敬，其中表亲，出同社王子章所撰《桑生传》，约万余言，得卒读。此其崖略耳。”与《考城隍》的篇尾叙事介入有相近的话语形式和叙事功能。有些故事则是来自作者的见闻，如《胡四姐》结尾说：“尚生乃友人李文玉之戚好，尝亲见之。”则该篇故事素材应该得自人物“尚生”，而李文玉生活中实有其人，形成了叙事的外证实因素，增强了故事的可信度。照此推测，《祝翁》的故事应该来自祝翁的弟妇。该篇在结尾写道：“康熙二十一年，翁弟妇佣于毕刺史之家，言之甚悉。”有些“故事后”介入透露的故事来源信息，纯属作者的叙事策略，目的是就是让读者确信作者虚构的故事曾经“真实地发生过”。如《老饕》一篇最后说：“此与刘东山事盖仿佛焉。”故意勾引读者生出互文性的联想，在作品的相互印证中获得一股真实感。《白于玉》中说：“葛母年五十余，或见之，犹似二十许人。”仿佛葛母就生活在附近，作者随时都能得知有关葛母的消息。

（四）“异故事”介入

这里的“异故事”指的是不同的故事，而非热奈特等人所说的“不在故事之内”的“异故事”。“异故事”介入意味着一篇作品中讲述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故事有主有次，次要故事与主要故事之间存在衬托、对照、引申等关系，并产生影响、制约等作用，作者、叙述者往往利用它们调控核心故事的进程。

从这类作品的实情看，次要故事或者是相对独立的故事，在文本形式上表现为与主要故事一前一后，并列出现；或者从属于主要故事，是叙述者在主要故事的进程中插入叙述的其他故事，表现在文本形式上，主要故事包蕴次要故事。当次要故事与主要故事属于并列关系时，次要故事对主要故事的介入属于意念上的介入，叙述者往往利用两个故事的性质关系，无声无息地影响着读者的阅读判断。在此，重点分析次要故事从属于主要故事时，前者作为叙事介入的因素对后者的影响力。

《聊斋志异》次要故事介入主要故事的代表性故事为“梦境故事”，由此形成独特的“梦叙”技巧与策略。《田七郎》在叙述武承休喜爱交游、结交认识的都是知名人士的故事里，插入了武承休梦中发生的事：有人告诉他，田七郎是一个患难与共、值得结交的人。醒来后，武承休按照梦中人的提醒，诚心诚意地结交田七郎。最终，田七郎对他以死相报，验证了梦中人的断语。《姊妹易嫁》的店主先后做过两次与毛生科考相关的梦：第一次梦见神灵告知自己，毛生将高中解元；第二次梦见神灵告知自己，阴司革除了毛生的功名。两次梦中发生的事情均对主要故事的进程和人物命运产生了影响：第一次梦中预言助长了毛生的自负，使他生出了富贵后休妻另娶的心思，而这心思导致了店主第二次梦境的来到；第二次梦中神示令毛生心生悔惧，幡然醒悟，最终高中“贤书第一”。

将两种“异故事”介入加以综合运用的是《梦狼》一篇。《梦狼》中有五个核心情节：（1）白翁长子白甲贪赃无法，鱼肉百姓，受到惩罚。（2）白翁梦中见到自己的儿子化为虎，而儿子官衙中恶狼遍布。（3）白甲赴京任职途中被杀，被神灵救活。（4）李匡久手下差役利用其清正威名谋取钱财。（5）邑宰杨公手下差役利用杨公的凛然性格弱点所在，枉法谋取私利。情节（2）和（3）从属于情节（1），情节（4）（5）与情节（1）属于并列层面，但是情节（4）（5）构成的是次要故事。情节（2）（3）中的事件、人物是情节（1）中事件、人物的隐喻和映射，情节（4）（5）为烘托关系，用以引导读者对人物的进行评判，进而把握作者的情感指向。构成这几个情节的有的是虚幻事件，有的是现实事件，“作为叙事成分有机地组合在一起，而胶合的纽带则是‘异史氏曰’对封建社会规律性的认识，其警拔、其概括、其深刻，犹如篇中‘文眼’，统驭着叙事，叙事又烘托着‘文眼’，构成了小说独具一格的章法”[81]。

此外，《聊斋志异》还使用了“故事外”介入。在这儿，“故事外”介入有非常明确的所指，即以“异史氏”的口吻对叙述的介入。“异史氏曰”是“故事外”介入的话语标志，将之称为“故事外”介入的理由有二：其一，“异史氏”实为作者的自称，而除了第一人称的真实叙事外，“异史氏”一般都置身事外，不进入故事；其二，“异史氏”虽然在文本之中，“异史氏”大多在故事结束后出面讲话，其立足点“在故事之外”。下文对“异史氏曰”的“故事外”介入做专门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