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家庭为中心与以“女科”为目标的人生追求的对照

“聊斋女子”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阵营。一个阵营的构成主体是未婚或寡居的女子。她们经常主动向男子投怀送抱，也不拒绝陌生男子的求爱示好。《胡四姐》中，尚生独居清斋，狐妖胡四姐主动前来相会，与尚生“穷极狎昵”，还将妹妹四姐引来，与尚生“备尽欢好”。这类女子不在乎男子是风流蕴藉、重情重义的文士，还是无德无行的浪子，基本上是爱其一点不顾及其他。比如云翠仙看穿了梁有才是个“寡福，又荡无行，轻薄之心，还易翻覆”的男子，但仍听从母亲的意见嫁给了他（《云翠仙》）。另一个阵营的构成主体是家庭妇女。她们竭尽才智为丈夫、恋人支撑起门户。有的女子与丈夫同心同德，孝敬父母，如《水莽草》中的寇三娘、《珊瑚》中的珊瑚；有的女子身为小妾，甘心侍奉丈夫和嫡妻，如《邵九娘》中的邵九娘。更重要的是，“聊斋女子”在治理家业、管教家人方面的才干大多胜过丈夫，在经济上为家庭做出了巨大贡献。如辛十四娘整日勤俭持家，日夜纺绩，家里钱财有盈余就投在扑满里。这种操劳与节俭在她死后还给丈夫带来了余泽：当年的扑满装满了钱财，冯生借此摆脱了经济困境，重新过上了富裕的日子（《辛十四娘》）。小二、刘夫人、白练秋、黄英等都是此类人物。金生奎归纳了《聊斋志异》“得福型”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为男主人公带来的世俗人生之幸福：（1）操持家务，养老育幼；（2）招财致富，光耀家族；（3）助夫读书，功名得就；（4）生子传宗，家业延绵；（5）预知吉凶，得避灾祸；（6）点化引见，得道成仙。[99]除了第（6）福带有弃世厌俗的浪漫色彩之外，其余五福均为现实生活中的世俗男子所渴盼的，《聊斋志异》对女性的“生活味”的期待心态于此可见一斑。换句话说，在“聊斋女子”的心中，情爱、婚姻、家庭的分量最重。

而“镜花女子”天生有股“仙气”，超出一般尘俗之上。她们缺少“聊斋女子”拥有的世俗化的爱恋和家庭，其人生追求以参加“女科考试”为重心，与“聊斋女子”关注日常生活的情怀大不一样。百名才女的引领式人物唐小山在出场时与他的叔叔有一番谈论女科举的对话。唐小山认为国家开科考文应男女并重、分科进行，所谓“男有男科，女有女科”。在她看来，既然有女皇帝，自然该有女秀才、女丞相以做辅；如果没有女科，女子读书就毫无价值。作者将唐小山的议论作为百名才女行事的纲领性，为才女们确定了根本的人生方向。沿着这样的思路，“镜花女子”被描绘成参加女科考的天生才女。唐小山放弃读书学习女工，“只觉毫无意味，不如吟诗作赋有趣”，于是仍旧读书。林婉如立志读书习字，所临摹的字“笔笔藏锋，字字秀挺，不但与帖无异，内有几字竟高出原帖之上”。唐敖赞叹说：“如此天资，若非宿慧，安能如此。此等人若令读书，何患不是奇才！”[100]当百名才女汇聚一处后，女科考试占据了她们的心灵。小说第六十六回写小春和婉如考试后一夜难眠，“彼此思前想后，不是这个长吁，就是那个短叹。一时想到得中乐处，忽又大笑起来；及至转而一想，猛然想到落第苦处，不觉又哽咽起来。登时无穷心事，都堆胸前，立也不好，坐也不好，不知怎样才好”[101]。这些文字与《儒林外史》、《聊斋志异》描写文人士子参加科考种种情态的文字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女（母）性的世俗群体与男性化雅士群体的反差

如果以封建礼教的伦理道德考量“聊斋女子”的行为举止，她们多数人会被打入淫逸放荡的行列。有些“聊斋女子”的情爱表达全然不是现实中女子的真实方式，但她们对爱情、情爱的主动追求却符合女子的情感发展、生理诉求的一般特点。她们的情爱除了具有浓郁的原始情绪意味之外，还掺杂了微妙的妒性，如《凤阳士人》中的妻子在梦中目睹丈夫与丽人调情，情绪激动，竟然达到“手颤心摇、念不如出门窜沟壑以死”的程度。有些妒意来自女子情爱的自私性，特别当这股浓烈的醋意来自深夜私会的女子时，故事的生活气息、民间喜剧的意味就更浓了，如莲香与女鬼李氏、小谢与秋容、舜华与张鸿渐妻子等女性之间的醋意。

有些“聊斋女子”将对丈夫的爱化为一腔真情投射在孩子身上，甚至以同样的感情对待丈夫前妻的孩子或兄弟的孩子，表现出了伟大而深沉的母爱。细柳督促丈夫前妻的儿子勤奋读书，走上了仕途。但明伦赞扬她说：“细柳诚智矣，诚细心矣。顾其理家政于高之在生与其备衣冠于高之将死，亦奚足异；所难者，其教子耳。福非前室之遗孤，而女抚养周至者乎？”[102]可以说，追求两性相悦，反映了女子青春情怀的涌动；而尽心抚育孩子，则显露出女子的醇厚母性：前者有其生命需要为基础，后者符合社会的一般伦理，更具生活气息。所以说，“聊斋女子”立足在坚实的现实生活的土壤上，属于世俗群体。

而“镜花女子”则属于雅士群体，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1）博学多识、才艺过人是女子生活的重要基础，谈论学问、竞比才艺是女子交往的主要方式。李汝珍治学上喜好多方涉猎，被许桂林誉为“博学多能”，他将自己的学问追求移植到“镜花女子”身上。学识技艺不仅帮助才女们顺利通过女科考试，而且成为她们的交流利器：她们的谈话看似谦虚温和，实则借谈论学问一争高下。（2）行为举止文雅化、生活方式文士化。“镜花女子”待人接物温婉有礼，谈吐应对词气谦和，行为举止端庄大方，有大家闺秀风范，绝没有“聊斋女子”的私奔、妒忌、恶语等“不端行为”。小说赞扬她们说：“个个花能蕴藉，玉有精神，于那娉婷娬媚之中，无不带着一团书卷秀气，虽非国色天香，却是斌斌儒雅。”[103]（3）日常起居去生活化。除了畅谈学问、竞技百家、参加“女科”、参与兴唐反周聚义之外，“镜花女子”无须考虑生活杂事，缺少一个女子的正常生活行为。比如，她们没有对爱情的呼唤和爱情的萌动，婚姻均听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成家后也没有将婚姻、家庭纳入自己的日常关注重心。从这点上来看，李汝珍将她们描述成有青春年华而没有青春情感、身为女子而匮乏女性（母性）的人，滤去了人间气息，强化了人物的文人雅气。

（三）个性的丰富性与性格的群体性的对置

“聊斋女子”性格呈现出多样性、差异性，存在鲜明的两极对立倾向：善的与恶的、孝的和不孝的、多情的与冷漠的、温柔的与暴戾的、性情冶荡的与用情专一的、貌美无异才的与有异才而貌相一般。比如：寇三娘、婴宁等是温婉顺承、善良真诚的女子，江城、黎氏属于性情暴戾、薄情寡义的女子，温姬、阿绣属于貌美无异才的女子，乔女、吕无病属于有异才而相貌平常的女子，陈云栖、云芳、程四姐属于孝顺公婆的女子。还有一些女子具有多重性格因素，如追求幸福的鸦头勇于抗争，果断带王生逃离母亲掌控，但是母亲前来捉她时，她迎跪哀啼没有反抗，露出了顺从怯懦的一面。鸦头对母亲逼迫自己出卖色相深为不满，心有怨恨，但当儿子杀死自己的母亲后，她又厉声斥骂“忤逆儿！何得此为”，流露出复杂的情怀。细侯痴心等待王生前来为己赎身，一往情深、善良真诚，但后来为追寻王生竟然杀死了自己的儿子，暴露出她暗隐的戾气与残忍。如此对立的性格因素竟然能集于一人身上，让人不得不赞叹作者体味人情的深刻敏锐、艺术眼光的透辟犀利。

而“镜花女子”的主导性格具有一致性、趋同性，个性鲜明、形象饱满的人物比较少，只有唐小山、颜紫绡、阴若花寥寥数人。唐小山的人生轨迹有两条基本线路：一是在随林之洋远赴海外寻父的旅途中亲见泣红亭石碑碑文，预先得知女榜，并在百谷仙子等仙子点化下悟到自己的本性，最终回归仙境；二是读书求学，实现参加女科考试而高中的人生目标。前一条线路的延伸，主要用以表现唐小山关爱父亲的孝敬之情、海外寻亲的胆略勇毅、历经艰险而毫不畏惧等性格，以完成与“谪仙”因缘叙事结构的呼应，为百名才女回归仙界作铺叙；后一条线路则主要用以展现唐小山与众才女的共性。颜紫绡活泼开朗，武艺高超，单纯善良，也很有主见。第五十九回叙述唐小山等得知宋素被捕的消息，宋良篇、唐闺臣等人都惊慌失色，束手无策。颜紫绡沉着冷静、思考周密，启发大家解决问题。除此之外，百名才女中的绝大多数个性均不甚分明，相反她们的集体特征却很鲜明而集中，主要体现性情温婉、才华出众、孝道仁义、贞节忠义等几个有限的方面。

这种人物性格的构成格局与作者的某些叙事方法、叙事策略有密切关系。李汝珍要借对话显扬才女的学问才艺，对话内容便疏离了人物内心，言语的个性化被冲淡了；小说叙事头绪太多，包括仙凡两界的因果叙事、兴唐反周的政治叙事、宣扬忠孝的伦理叙事等，事件与事件之间缺乏内在联系，难以成为人物性格的成长与展示的载体，无怪乎有人称《镜花缘》主宰女性人物言行的不是她们的思想性格，而是作者的才学。而“聊斋女子”身上也刻有蒲松龄的自足心态，我们却不能据此断言她们是作者的代言人，因为，她们在按照“自己的方式”言语着、行动着。两部小说这一方面的差异，正应了韦勒克说的话：“这些‘活生生的人物’与小说家的自我有什么关系呢？那似乎是：小说家笔下的人物越是为数众多和各具性格，小说家自己的‘个性’就越不鲜明。”[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