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文士传统人格精神的消解和没落，既是长期以来封建文人饱受儒家圣贤人格教化压抑的结果，也是社会生活不断变革的自然产物。自汉唐以来，封建文士一直处于儒家圣贤人格的教诲之下，但儒家的圣贤人格由“外在的典范成为内在的人性，直至被抬举到宇宙本体的高度”[85]，“外在的理想成了内在的本性复归，趋达圣贤的方法也由模糊的‘克己’演化为明确的‘灭人欲’的自我否定”[86]，这不仅使文士追慕圣贤的道路充满艰辛且目标高不可及，而且使儒家的人格理想显得过于虚幻且文士历经砥砺未必能达成所愿。故而绝大多数文士对此不抱乐观态度，要么在传统文化精神高压下，扭曲成为分裂人格；要么干脆跌落到地面，形成“泯然众人”的世俗人格。

明代中叶以降，在扬弃儒家传统思想与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阳明心学，将百姓饮食男女的需求看作“天理”，对世人包括文士的生活态度影响至大。王阳明说：“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则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87]阳明心学主张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88]将先贤确立的几乎高不可攀的圣贤人格理想从天国中拉到了人间，把封建主流文化系统中需要砥志砺节、外修内省才能达到的圣人境界降低到了普通人的高度。王阳明甚至说：“若问异端，与愚夫愚妇同的，便是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便是异端。”[89]王氏心学思想引发了封建文士的价值理想、人生情趣、生活方式等诸方面的大变化：“高雅之士”混迹于民间，混同于民众，自视甚高的封建文人终于与普通大众“平起平坐”了。一旦从虚幻的理想走进现实，绝大多数为科举取士、读书富贵所诱惑的封建文士由于长期自闭于书斋，社会适应能力差，持家营生乏术。生活的艰辛苦难消磨了他们的英雄豪气，科场上的蹭蹬失意消解着他们的文化优越感。尤其是晚明以来，商业的发达带来了财富的积聚，商人地位不断提高，对身处困境、言义不言利的文士同样有致命的诱惑。在李汝珍生活的时代，封建社会走向末期，中外贸易活动逐渐频繁，手工业技术达到了新的高度，国内商业活动更加频繁，封建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再次萌生出来。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文士丢开传统的人格精神走向新变，合情合理。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显得重要。自宋代起，儒家礼教对女性的道德约束比以往更为严格甚至残酷。特别是明清时期，上至朝廷下至民间，均对女性道德提出了苛刻的要求，所谓“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德性标准丝毫未见宽松，而讲求节烈已经成为封建政治话语专为女性设下的另一个文化陷阱。然而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焕发出的光彩，即便在封建文化重重的压制下，也未消磨殆尽。明朝中后期，吴越一带纺织业发达，女性以出色的智慧与辛勤的劳动生产的精美织品，推动了江南经济的发展。明正德《松江府志·风俗志》记载：“俗务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90]女性在纺织和其他经济领域的贡献甚至超越了男子从事农业生产对家庭的贡献。明清时期的晋商家庭，男子常年在外行商坐贾，女性在家操持家务，教养儿女，应对乡里，与经商的丈夫互为补充，使家庭（家族）兴旺发达，她们在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磨炼而成的才干往往令男子相形见绌。山西介休富商冀国定去世后，子女教养及商业、家政都落在妻子马氏一个人身上。由于她善于经营，其经商行为很快成为当地商人的效仿楷模。[91]

这两部小说作者的敏锐性在于，不是着眼于纯粹的理想人格塑造文士形象，而是着眼于现实的视野反映生活的真实，并带着可贵的勇气、锐利的目光看待并描绘出了儒家圣贤人格理想没落和新变的一面。当然，这两部小说中文士的传统人格精神的没落也透露出进步的信息：一方面，让我们看到文士从伪圣的光环中走出来，长期以来被约束压抑的物质欲望得到了松绑，他们不再戴着道学的庄严面具，其生活与存在真正地成为自然本色的人的生活与存在，小说借此显示了文士的人性向自然健康的回归；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思想的进步、社会观念的变化，文士们走出以往科举为唯一出路的陷阱，参与商业活动，是符合社会发展总体趋向的，尽管文人经商带有很大的自发成分，但毕竟传递出了文人涉足商品经济的新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