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作者浓墨重彩尽心描绘大量女性形象形成反差的是，《镜花缘》中的有名有姓、有较为完整的事迹可寻的文士屈指可数。花费笔墨较多、出场频繁的仅有唐敖、唐敏、多九公数人。唐敖、唐敏兄弟都是秀才，二人情趣却迥然不同：唐敏素来功名心淡，自觉学业不精，满足于居家课读的安闲生活；而唐敖则功名心盛，虽然秉性好游导致学业分心，历经科场都是铩羽而归，但是这丝毫消磨不了他汲汲于功名的人生理想。唐敖高中探花后，因为遭受谗毁黜落了功名而气恼至极，才滋生出绝尘弃世的心意。多九公原本也是读书人出身，因为功名不就，弃学掌舵。他“儒巾久已不戴”，但“为人老诚，满腹才学”，也属文士行列，是唐敖游历异国的路上竞谈博闻、显露才学的最佳“对手”。《镜花缘》中还有在某个异域国度出现的文士，有些是因为躲避宦海风波、政治迫害而流落到海外的文士及其后代，如流落玄股国的唐敖业师尹元等；有些是异域国度的原住民，如黑齿国“为人忠厚，教读有方”的卢老秀才等。

像唐敖、多九公这样远渡海外经商谋生，在游历中不忘增广见闻、热衷谈学炫才的，在小说中并不多见。《镜花缘》中大部分文士社会生活比较单一，要么以教书谋生，要么通过劳动糊口，很少有勤于修身、发奋读书的。这些文士形象大多比较单薄，属于静态性格类型，即人物一出场其性格特征就被完全勾勒出来并定型，在情节展开的过程中绝少有变化。即使有所变化，也因为受小说随行踪转换和故事结构的制约，变化显得突兀，缺乏一定的内在合理性，甚至人物性格前后有抵牾之处。从叙事功能看，这些文士不处在叙事的中心位置，多数人物在某一场合中出现后，就随故事空间转换而退场，纯属剧情需要而安排的昙花一现的角色。唐敖、多九公的核心叙事功能是成为读者领略域外国度奇异风光和民情风俗、见识种种怪奇之事、怪异之人的“耳目”，作为游历体小说贯穿情节、连结人物的叙事线索和故事的旁观者而存在。

相比之下，《聊斋志异》中的文士不仅数量繁多，而且形象鲜明，有的血肉丰满、个性特异，成为极具深刻代表意义的人物典型。蒲松龄笔下的文士形象类型丰富多样，其中有立志苦读、在科场中挣扎的文士力求有所成，有在家庭生活、商业生活中奔波的文士，有诚恳勤谨、终得厚报的文士；有身处爱恋中缠绵忘情的文士，也有薄情寡义、浪荡无行的文士。小说展现的文士生活面非常广阔，爱情、婚姻、政治、经商、科举、才艺、性情、交游、复仇等无所不及。在写法上，虽然塑造的人物大多具有静态性格，却能将文士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叙述得情味深厚，如饱受阳世阴间折磨而九死不悔的席方平，痴情一片最终赢得芳心的孙子楚以及困顿科场，死后高中的叶生。蒲松龄在有限的艺术空间里，将人物塑造得不违生活真实，也合乎艺术规律。在叙事功能上，与《镜花缘》中唐敖、多九公更多作为串珠贯线的作用不同，也与在其他一些短暂出场、完成叙事功能就退场的文士不同，《聊斋志异》中的文士大多是故事主角，他们或者有作者的影子，或者寄寓着作者的感慨、情志和追求，作为叙事中心人物被精细描画。

《聊斋志异》与《镜花缘》文士形象的上述差异，根源在于作者的艺术情趣、创作心态、人生经历的差异。据胡适先生考证，李汝珍生于乾隆中叶（约1763年），卒于道光十年前后（约1830年），正是乾嘉学风渐次兴盛、海内士大夫大谈考据之学的时期。李汝珍年轻时聪颖好学，受其父亲不求仕进、乐于读书的影响，对时文并不感兴趣。在海州寓居期间，李汝珍与当地的文士凌廷堪、许乔林、许桂林等师友交游甚密，声气相和，在训诂、音韵、算学等学问上用心颇多。李汝珍一生仕途未达，也有感于世事炎凉和生活坎坷，但是不像蒲松龄那样因科举失意、人生潦倒而满怀强烈的郁愤不平，所以在他的笔下，文士生活往往以博闻广识、博采百家为核心。作为一个有思想、有学识、有才干的学者，李汝珍也耳闻目睹了封建社会末期的官场弊病、世态人情、民生疾苦，但是他生活在清朝的稳定期，既没有经历蒲松龄时代政权交替之际的社会动荡，也没有蒲松龄那般“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凄苦身世，故而书写感慨的方式显得平淡温和。这些反映在作品中，李汝珍大多借域外异闻和谪仙女子才情以展示渊博的学识，曲折委婉地表达社会理想与人生感慨，并非带着强烈的情感针砭时弊，更非借他人际遇消自己之块垒。故而，《镜花缘》具有独特的轻松诙谐的笔调和反讽调笑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