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这些伸张女权的思想倾向，有着丰富的社会现实、文化文学渊源和作者的思想感情基础。

（一）社会现实基础

自晚明时期以降，妇女特别是南方妇女广泛参加社会经济活动，一些妇女缫丝织绢的收入甚至超过了男子的劳动收入。徐珂《清稗类钞·豪奢类》“汪太太奢侈”条记载，清初有一女子，其丈夫汪石公是两淮八大总商之一。汪太太在丈夫去世后主持内外事务，和其他商人一起承建仿西湖园林风景的亭台楼阁，迎接乾隆御驾南巡，“唯中少一池，太太独出数万金，夜集工匠，赶造三仙池一方。池夜成而翌日驾至，高宗大赞赏，赐珍物，由是而太太之名益著”[70]。以汪氏为代表的妇女在经济活动上展示出的才干和取得的成就为女性的人格自立、自我价值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清交替期间，强傲骨气、讲究民族大义等可贵的人格在一些女性身上也有所体现，如李香君、柳如是等。她们虽然身为歌伎，但是耻于与贪卑污浊的奸佞和丧失民族气节的降奴为伍，义不侍奉清人。李香君的事迹被孔尚任谱写为《桃花扇》，一时间广为敷演。近代陈寅恪赞柳如是说：“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也。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71]据《清诗纪事》记载，1654年清兵攻占辰州时，一位名为杜小英的女子被一曹姓蒋军掠去。为了避免受辱，她设法拖延数日，实在无法躲过，遂假借为母作挽歌，写了十首绝命诗后自尽身亡。在诗序里，杜小英讲述了自己之所以没在被俘时自杀，是因为“忍以一片丹心，投之荒山水野中，遂无知者”。其中，第十首充满了不屈不挠、宁死以全民族节气的情志，诗云：“图史当年强解亲，杀身自古欲成仁。簪缨虽愧奇男子，犹胜王朝共事臣。”[72]杜小英在诗中表达了对投降清廷的明王朝遗臣的鄙视，为自己的生命及尊严的存在价值找到了更为广阔的政治空间。这些女性的光彩人格不仅影响士林，也成为女子的楷模，激励了女性的人格觉醒，展示了女性新的生命价值。而“承认女子是独立白主，有行使权力自由，有才智能力的个体，可说是女权意识抬头的反映”[73]。蒲松龄目睹了易代之际民生凋敝的社会现实，看到了人民包括女子在内苦苦挣扎在痛苦之中，加上他自己也生活在贫困而不得志之中，他在感情上和普通人民是相通的，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他同样希望天下有情意的女子能够过上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生活，有骨气女子的生命价值和人格光芒不被现实的黑暗所淹没，当他以现实主义的创作视角来反映女性生活时，小说成了他书写理想、展示女性风采的舞台。考虑到《聊斋志异》的很多创作素材来自于民间，蒲松龄收集素材的范围较广，一些在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基础上的剪裁、润色和改造而创作的，反映女子人格与尊严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普通民众的女性观。

（二）文化与文学渊源

社会文化与文学传统则是《聊斋志异》歌颂女性的又一重要渊源。随着王氏心学的传播，晚明时期的启蒙思潮中出现了一股“妇女解放”的新观念，许多知识分子站在维护女性生命价值的立场上，抨击了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摧残和禁锢。李贽为弘扬女性的价值与尊严而呐喊，在《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中写道：“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则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74]与这一新的女性观念相呼应，“三言”、“二拍”等小说承认女性对生命欲望追求合理性，宣扬女子的经济才干，赞美女性的善良本性和美德，提高了女性人物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明清逐鹿之际，时值动荡年代，儒家礼教对女子的禁锢客观上有所弛缓。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在儒学内部发动了一场批判运动，矛头主要指向“存天理，灭人欲”，肯定人的生命欲望，流露出对女子命运的同情。有清确立统治权后，尽管通过刊行儒学经典、科举试儒学经义等手段措施极力恢复程朱理学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但是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可能迅速恢复，明晚以来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观念和文学作品反映出的新趋向的影响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除殆尽。《聊斋志异》在对女性欲望和男女相悦之情的描写上，在反映女性经济才干方面，显然受了“三言”、“二拍”的启发和影响，或多或少地交织着晚明以来有关妇女解放思想观念的余绪。

（三）蒲松龄的思想情怀

由个人生活经历生成的蒲松龄的文化心态及思想情怀，是《聊斋志异》伸张女权的内在动因。蒲松龄的一生可以归结为两大核心行动、主题行动：其一，自少年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起，一生大半时光热衷“文战”，始终偃蹇不得志。五十岁时，妻子对他说：“君勿须复尔！倘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75]蒲松龄对功名的热望才有所降温。其二，以塾师的身份在毕家设帐三十年，过了漫长的孤独寂寞的日子。这两大行动酿就了他复杂的文化心态。在科试上，蒲松龄屡受挫折，高蹈仕途的幻想始终难以轻易幻灭，而一些文名、才气远逊于他的文士纷纷取得功名，使自视甚高的蒲松龄产生了“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苦闷激愤与失望彷徨。在生活上，蒲松龄历经三十年的私塾坐馆生涯，家中的一切都依仗妻子刘氏操持，而蒲家生口繁重，经济不宽裕，持家甚为不易。受到孤独寂寞煎熬之苦的蒲松龄对刘氏充满了敬重和感激。1713年，刘氏染病去世后，蒲松龄含泪写了六首七律、一首七绝和一首五言古诗悼念妻子。三年后过刘氏墓，蒲松龄又写了两首五言古诗抒写对妻子的怀恋之情。在妻子身上，蒲松龄看到了勤劳持家、上孝敬长辈、下教养子女的传统美德，也感觉到了自己面对人生困顿挫折的无能与无奈。怀着对妻子的感激佩服，蒲松龄既带着浓厚的封建礼教意识去鼓吹封建文化为女子设定的“美德”，又带有欣赏和赞叹的心态去观察和审视女子群体并发现了女性的人格魅力和才智力量。在欣赏女性的眼光中，他把自己的人生理想、人格理想或多或少的投射到《聊斋志异》的女性形象上去。于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他的笔下出现了超乎男子的富有远见见识、智慧才干的女性，出现了经营有方、致富家庭的女性，出现了热情奔放、富有才情的女性。

当然，笔者并不否认蒲松龄在伦理思想和审美观念上具有很多局限性。蒲松龄生长在男权文化土壤之中，站在男权话语立场对现实女性和理想女性进行了形象感性的叙述，而不是理性的反思和批判；他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和男权文化空间内为女子生命本体存在开拓了一片领地，却未能站在解构和颠覆男权话语的立场上创造女性新天地。这决定了他的作品对女性的尊重和偏见并存，进步思想的火花和落后的文化意识共生。但这丝毫抵消不了《聊斋志异》在弘扬女性、伸张女权方面的进步意义。与稍后出现的大量仿作相比，与后出的“反聊斋”小说《阅微草堂笔记》相比较，《聊斋志异》显然具有更开放、更革新的妇女观，在后世《红楼梦》中许多女子形象的身上，我们可以隐约识辨出《聊斋志异》女性的痕迹。《聊斋志异》对女子个性的张扬和对男性阴柔化、气格趋弱的整体形象的描绘，为《红楼梦》构造如同母权社会一般的贾府、确立女性崇拜意识和赞扬女性人格美做了先导性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