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最引人注目的艺术成就之一是塑造了富有新思想、新个性、新追求的女子群体形象。对这些具有追求爱情婚姻自主、个性独立乃至人生自由的反封建思想的女子，研究者给予了热情赞扬。马瑞芳说：“蒲松龄的天才和灵性尤其表现在他为闺阁立传。”“聊斋写女性，虽亦践古法，却又多出新意，可谓海涵地负，玉振金声，绚斓多姿，煞是迷人。”[50]《聊斋志异》研究领域引进女权主义批评方法后，研究者对《聊斋志异》的女性形象有了新的看法。徐大军认为，《聊斋志异》的女性在感情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依然背负着传统的重荷，“即使在她们的反抗中，亦时时晃动着男权意识的精神锁链。她们是那个社会中男权意识制造出来的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也未能表现女性本真意义上的情感和欲望……他（蒲松龄）的妇女观没有反封建礼教的意识，也很难体现民主主义的萌芽”。[51]马瑞芳认为《聊斋志异》“相当作品却是以男权话语创造爱情乌托邦。爱情女主角通过作者主观意志过滤，按其人生理想和道德准则进行个人化加工，最终扭曲成‘蒲松龄式’女性形象”[52]。

可是，若换个角度思考，我们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聊斋志异》产生于以男权为核心的封建社会，作者带有浓厚的男权意识，是否就不可能具有维护女子权益的反封建思想的意识成分？作品中的女子形象虽然受男性话语系统的左右，是男性话语的产物，但是否就不可能（最起码在客观上）具有冲击男权的价值而仅仅是被扭曲的形象？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因为封建社会中欺凌压迫女子的不仅是某一个具体的男子，还有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话语系统——封建文化。但是，女子要冲破封建文化樊篱，遭遇的最初的和最直接的阻力往往来自具体的男性。《聊斋志异》的女性形象是足以与男子抗争的相对独立的富有个性的个体，还是完全由男性话语塑造出来的逆来顺受的“观念奴隶”，不仅关系到这些女性是否具有反封建精神，还关系到《聊斋志异》是否具有反封建思想，值得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