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中文士人格的移位，是封建文人自我意识觉醒、人格走向独立的表现，也是在明代以来启蒙主义思潮和个性解放意识的影响下文人品格移位的延续。中晚明以来关于人的主体意识的思想观念，从其哲学基础来看，有回归世俗、面向现世的特点；从其理想人格来看，表现为从以圣人品格为典范人格转向了以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品格为典范人格。换句话说，圣人不再是超乎众人的人，就是众人自身，从而把封建主流文化系统中需要砥志砺节、外修内省才能达到的圣人境界降低到普通人的高度。李贽对民众普遍存在的物质欲望的合理性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食，买地而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常，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他人谋者。”[48]所以，人人都有私心和追求，特别是对物质的欲望和追求，所谓“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为学者，私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49]。这股承认现世物质追求的合理性、承认“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思潮，引起了封建文人生活态度的变化。长期以来被儒家人格规范约束压抑的物质欲望得到了松绑，文人在生活方面如衣食男女、声色犬马等爱好向普通人趋同，不再戴着庄严的道学面具。《聊斋志异》中的文士人格，正处于封建文化的理想人格向世俗人格、精神意义大于现实意义的人格向现实意义上的人格转变过程之中。其实，儒家文化所倡导的文士主导人格、理想人格，未必就是现实中文士已经实现了的人格，最起码可以说，未必是完全实现了的人格。历代士人可以标举它，作为人生追求的人格信条，社会话语权威也按照这样的人格规范来约束士人的品行道德。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文人的人格追求和表现则可能完全是另一种面目，那就是与百姓日常起居没有明显的高下之分。从这个意义上讲，蒲松龄笔下的文士人格移位，也许并不是移位，而是还原了现实生活中的文士人格修养的真实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