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小说文体渊源和作家创作情趣与取向的影响，汉魏六朝时期小说的人物中心分布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状态。

其一，尚未与史传完全分离的作品中的人物。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所载现存汉代小说名目[20]，除去其中记博物地理、述荒外异物的《十洲记》、《神异经》等小说之外，以写人叙事为主的小说有《汉武帝故事》（题班固著）、《汉武帝内传》（题班固著）、《飞燕外传》（题汉河东都尉伶玄子于著）等，学界称为杂史小说。这些小说的主要人物群体是帝王妃后、公卿将相。作品讲述了这些人物所做的或经历的事情，或者叙述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有特殊意义或重大影响的事件。据此可以断言，小说作者即使不是史官，也是对帝王将相的掌故、逸事非常熟悉或者给予较多关注的人，将这些事情综记下来，可以显扬自己的史才，借小说创作“以备史官之阙”[21]。

其二，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作品中的人物。这类作品往往记述上流社会人物的言语行状，人物主体是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士（贵）族人士，一般为有学识、重雅致、尚风神的官员、文士。《世说新语》描写这些人物的才情风度、德行品第，文笔隽永蕴藉，颇得魏晋士人神韵风采。宋代高似孙对刘孝标注此书援引的书籍作了统计，“只如晋氏一朝史及晋诸公列传谱录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22]。依照当时注重门阀品第、严士庶之别的风气，庶族出身的官吏即便有隽语逸事，也很难被史书收录，寻常百姓人家更不可能撰有谱牒。清人钱谦益指出，《世说新语》具有双重性质，“习其读则说，闻其传则史”[23]。故而就总体而言，魏晋以前小说模仿史书叙事模式，为帝王将相、宦达名流作“别传”的意味浓厚，断定其人物中心处于社会上层合情合理。

其三，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中的人物。这类作品受宗教思想、神怪思维的影响，以叙述奇异诡谲的事件为主，人物经常只作为承担行动的纯指称性符号，大多缺乏个性，身份角色呈现散点分布的状态。干宝自称《搜神记》可以“游心寓目”，但目的在于“发神道之不诬”，正如明胡震亨所评，“令升构门闱之奇，爰摭史传杂说，参所知见，冀扩人于耳目之外。顾世局故常，适以说怪视之”，“盖以其尝为史官，即怪亦可证信耳”。[24]由于《搜神记》不以塑造日常中的人物为中心，严格来说，这类作品尚未形成人物中心。

至唐传奇，小说人物中心发生了变化。唐传奇有以帝王后妃、将相名流为核心人物的作品，如陈鸿的《长恨歌传》、薛用弱的《王维》、牛僧孺的《郭元振》等，但人物中心呈现出整体向中下层人士移动的趋势，下层官员、士人举子、侠义豪杰、商人僧侣、歌女舞伎等形形色色的人物进入作品。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传奇者流，盖源出于志怪……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25]。传奇作者醉心于自己的文笔才华，带着自我欣赏的心态立足于道德评价去塑造人物，塑造得比较成功的人物角色大多是官吏、文人、歌伎、侠女等。此外，唐传奇的众多名篇都是以“进士—女子（妓女）”为母题的，如《李娃传》、《霍小玉传》、《莺莺传》、《柳毅传》等。因此，唐传奇作家属意的人物形象主体是士子、妓女、侠士等，这一点可以从传奇作者对前代小说的改编中得到证实。《枕中记》的故事本事来自《幽冥录》“焦湖庙祝”条，后者主人公的身份是生意人，沈既济改编时把主人公的身份改为应试的举子。可见，尽管唐传奇的人物中心已经向下移位，但吸引作者兴趣的主体人物角色还是官员、文士，而不是中下层的普通民众。

将人物中心进一步下移至普通的市民阶层，乃在宋明时期。随着市民阶层逐渐壮大，市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高涨起来。为了满足这一现实需要，顺应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从讲唱文学发展而来的话本、拟话本，将市民生活作为主要题材，将市民阶层作为人物塑造的主体对象，带着市民的审美趣味叙述故事、描绘人物，不仅将人物写得栩栩如生，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十分相肖，而且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思想观念、人生情怀和价值取向。宋明时期的话本、拟话本作家更乐于向身边社会生活寻找题材，以平等之心描写市民生存状态的原貌。明代凌蒙初主张小说创作应该直接面向现实生活，从普通人身边的生活选取素材。他说：“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则所谓必向耳目之外索谲诡幻怪以为奇，赘也。”[26]一般市民百姓也喜欢听说身边的故事，正如无碍居士所说，“村夫稚子，里妇估儿，以甲是乙非为喜怒，以前因后果为劝惩，以道听途说为学问，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师专之穷”[27]。自此，小说不再是只供文人赏玩之物，成为广受市民阶层欣赏接受的消遣性作品，由“文备众体”、富有“诗人气”[28]的雅文学转为贴近民众的俗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