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异文反复

《聊斋志异》中的很多作品在事件功能、人物形象（或类型）、序列模式等叙事元素上具有趋同倾向，由此构成了不同文本之间的“反复叙事”。如果说，同文反复修辞侧重于对叙事元素的功能激发和技巧运用，折射出蒲松龄在文言小说的有限形态格局内努力拓展叙事功能所耗费的艺术心血的话，那么异文反复修辞则让读者看到作者在创作取向、题材选择、叙事构思等方面具有的特点，甚至可以感受到小说叙事折射出来的社会文化观念、社会心理特征等。《聊斋志异》不同文本之间的反复叙事修辞，可以简略地分为以下两种基本类型。

（一）情节复现型

各篇章使用的事件序列模式相近，贯穿全篇的故事基本主线没有根本区别，构成叙事序列的事件在性质上也非常相似，这样的叙事模式在不同的篇目间反复呈现，构成了情节复现型反复。例如，《聊斋志异》果报型小说大都遵循因果报应的观念模式：无论是现世报、还是来世报，都叙述人物行善而得善果，作恶则得恶果。就事件顺序而言，小说往往先叙述人物引起或承担的行动，然后叙述由这一行动带给人物的善果或恶果。稍微复杂一点的反复往往叙述人物遭受的数次果报，用以颂扬人物美德善行，或者强化惊心动魄、催人胆寒的惩处效应。如果是作恶的人受到恶报，则往往以此人悔改作结。《邵女》叙述金氏处心积虑虐待丈夫的小妾邵女，遭到了现世报。金氏患有头疼病，每当病痛发作时，就需要邵女以针刺穴才能缓解自己的病痛。经过多次“患病—针刺”的折磨，金氏在知晓自己所造的罪孽后，性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弥日忏悔，临下亦无戾色”。《刘孝廉》中刘孝廉因为前世行为秽污，接连三生转世，皆被罚投胎为畜生，这是来世报。安排这样的叙事模式，不仅流露出作者融贯在作品中的“善有善果、恶有恶结”的以德性为中心的构思原则，而且反映了作者殷勤劝世、庄严戒世的良苦用心。借用高珩的话说，是欲实现作者期待的以“孔子之所不语者”、“辅功令教化之所不及”[44]的修辞效果。余集直接将之比附为释氏说法，“惘众生之颠倒，借因果为筏喻，刀山剑树，牛鬼蛇神，罔非说法，开觉有情”[45]。再如，《聊斋志异》中叙述男女之间爱情故事的小说《吕无病》、《红玉》、《连琐》等，也具有相似的叙事模式和事件衔接序列。如果将这类作品中男性人物的生活境况和思想情志与蒲松龄大半生远离家庭担任塾师的辛酸孤独的生活经历联系起来，读者可以体会故事背后隐藏的作家曲折复杂的心态。郭英德对《聊斋志异》爱情题材作了分析，指出“在《聊斋志异》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屡见不鲜的叙事模式：清贫文人怀才不遇，落泊潦倒，不合时宜，浪迹萍踪，但正是他们受到年青美貌、谲慧机敏的女郎的赏识，乃至主动追求，自觉献身”。这些作品使用异文反复修辞充分写出了“落魄文人的个体生命价值受到社会的贬抑或冷落，却得到女性的赞赏和肯定，实质上是作家的自我欣赏、自我肯定”[46]。至于《聊斋志异》中多篇小说都反复叙述了文人举子参加科试特别是参加乡试的相似历程，包括从考试前到考试后的全过程展现。这些文人举子不仅参加科试的结局相同——大多铩羽而归，应试者在考试前和考试后的心态也大致相同：考前踌躇满志，以为稳操胜券；考后垂头丧气，犹如大病未愈。这些反复出现的文士参加科考失败的情节中，埋藏着蒲松龄一生经历的影子，已经为学界所公认。

（二）形象复现型　　

相同类型的人物形象多次在不同的小说文本出现，构成反复修辞可以称为“形象复现型反复”。《聊斋志异》塑造了大批的妇女形象。依据其德行品性，可以将她们划分为性格鲜明的、有代表性的两大类型。一类是作者所旌扬的“贤妻良母”。她们甘心于相夫教子，不仅孝敬公婆，疾爱子女，而且温柔多情，体贴人意，更是善于持家治产，为丈夫解除后顾之忧。《细柳》、《张鸿渐》、《神女》、《黄英》、《陈云栖》、《仇大娘》等小说中的已婚女子，或多或少地都拥有这些优点及长处。一类是受作者批判谴责的悍妇、妒妇、淫妇。她们或者不孝敬公婆，或者不守妇道，或者荒于持家而虐夫妒夫。这些人物要么在作者安排的果报叙事模式中躬身自省，幡然醒悟，获得新生，如《邵女》中的金氏；要么走向毁灭，如《金生色》中的木氏、《马介甫》中的严氏。其实，家庭和睦，互不嫉妒，忠于夫妻爱情，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应该遵守的道德伦理规范，蒲松龄对悍妇、恶妇进行批判，本无可厚非。但关键是如果我们将这类妇女放在一起考察，我们会发现，蒲松龄是以男性为中心、为出发点的视角来规范约束自己笔下的妇女的。透过蒲松龄的封建思想意识，我们甚至可以推测说，也许正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缺少前一种妇女，蒲松龄才对后一种妇女形象大加批判。《聊斋志异》还描绘了许多热衷于文战却屡屡受挫的文士举子形象，作者一方面借他们坎坷的遭遇、不平的经历反映社会的黑暗和对人才的埋没，揭露封建社会科举制度对文人士子心灵的戕害；一方面借以自喻，让读者看到蒲松龄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在封建社会中孜孜不倦而又痛苦无奈的追求。由此可见，形象复现型反复辞格的运用，凸显了某一类人的群体形象，使这类人物的思想性格类型特点更加鲜明，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作者某种细微的文化心态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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