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聊斋志异》的反讽方式

（一）以行为方式与目标的相悖构成反讽

在《聊斋志异》一些作品中，作者尽力与事件、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客观的、中立的方式展现人物的行为方式与其追求的目标之间存在的悖谬，构成反讽修辞。这种反讽修辞客观地摹画出人物追求目标的虔诚痴迷的态度、异常坚定的意志和极为执着的信念，也客观地点出人物追求目标的虚妄不实、意义荒诞和价值虚空。读者根据人物付出的努力、代价与所追求的目标之间的非等价关系，能认识到人物行为深刻的悲剧性，生发出对人物的同情悲悯或者对自我的反省。《金世成》中，金世成一向行为不检点，出家为僧不潜心礼佛、修养身性，反而以“啖不洁”为美，“犬羊遗秽于前，则伏噉之”。就是这样一个秽污佛门的人，愚妇愚民对他“执弟子礼者以千万计”。官府囚禁了金世成，责令他修缮圣庙（孔庙），信徒们为了解救他，纷纷慷慨解囊，募金捐物的热情远远高过缴纳被酷吏逼催的赋税的热情。对此，刘瀛珍评论说：

酷吏追呼，虽可腰缠万贯，犹或焚香而咒之诅之；至妖道淫僧，谬托仙佛，逼勒修创，顷刻亿万，而人犹私心窃喜，自以为能结善缘。然则金钱之集，岂惟捷于酷吏，抑亦巧于酷吏矣。尝见富家累巨万，乞丐者索一文而吝弗与；及见人募化则不惜倾囊。窃意其财必悖人之财，而后出以供木雕泥塑之用，为黄冠秃发之所也，岂不悲哉！[38]

这一副怪世相，可以看作是金世成抓住了俗众盲目崇拜弱点的结果（他假作痴狂、啖污食秽，目的就是惊骇俗众），也可以看作是俗众乐于为其所骇而顶礼膜拜的结果。礼佛原本是庄严的、神圣的信仰行为，俗众对污秽的金世成的膜拜却是狂热的、痴迷的、非理性的，俗众的愚昧与麻木便在庄重的礼佛追求与荒谬的崇拜方式的反差之间被含蓄地点染出来，构成了具有的浓厚悲剧意味的反讽，令人在喷饭之余生出一派悲哀怜悯的情怀。《叶生》中，叶生在世时挣扎在科场，然而所遇不偶，屡战而屡败。叶生死后仍然未能彻悟一切，其魂魄继续参加科考，以证明生前科试失败的原因在于命运多舛，而不是自己性喜“文战”。如果粗略读来，读者容易形成这样的印象：作者赞叹叶生热衷科试的执着精神，也希望读者同情叶生的凄婉境况。然而稍作思索，读者就会意识到，既然叶生认为导致自己科试失败原因不是热衷“文战”而是命运，偏偏要以不断参加“文战”的行动加以证实，岂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人物的行动与所追求的目标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悖论，叶生由此陷入了逻辑怪圈。这一反讽叙事蕴含着对叶生一生不幸遭逢、穷困落魄的深切同情，既是替“天下之昂藏沦落如叶生其人者”喊出的郁怒不平的呼号，又在充满压抑气氛和悲剧色彩的同时，蕴含着嘲讽与悲叹——哀其不幸，悲其不悟。《司文郎》中为“造物所忌”以致困顿终身的宋生，《于去恶》中的“烧文稿吞灰以代读”的于去恶，《王子安》小说中在醉梦中接到高中科试的喜报、以醉境与幻境为真实而遭受狐狸戏弄的王子安，都身处作者设置的反讽修辞圈子里。他们身上均有叶生的影子，也有蒲松龄自己的影子。

（二）以话语交流错位构成反讽

所谓话语交流错位，是指发话者授意在此而受话者解意在彼，两者构成差异对照，传达出别样的意味。在这一反讽修辞中，作家介入叙事的成分更少，往往通过巧妙的暗示或单纯描写发话者和受话者二人的对话，来实现表层含义和深层含义的对立统一。话语交流错位反讽的戏剧性多于讽刺性，往往具有浓郁的喜剧色彩。如《驱怪》叙述某邑乡绅派家仆带财物邀请徐远公（徐远公弃儒学道，颇会驱魔避邪的道术），但不明说为了何事。作者不断以“礼遇甚恭，然终不道其所以致”、“言辞闪烁”、“仆人仓皇撤肴器”等话语描述情状，暗示乡绅“必有难为而不可言之事”。其实，到底为了何事，邀请人心中有数，徐远公则一无所知，徐远公在懵懵懂懂、糊里糊涂之间行了一次驱怪术。正是这样的交流错位，带来了徐远公驱怪行为的莽撞、紧张和悬念，使读者对故事出人意料的结果哑然失笑。《婴宁》中王子服与婴宁在后果园相会，拿出了自己珍藏的二人初次相遇时婴宁遗落的花朵，这朵早已干枯的花引发了一番非常有趣的对话：

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遗，故存之。”问：“存之何益？”曰：“以示相爱不忘。自上元相遇，凝思成病，自分化为异物；不图得见颜色，幸垂怜悯。”女曰：“此大细事，至戚何所靳惜？待郎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生曰：“妹子痴耶？”女曰：“何便是痴？”生曰：“我非爱花，爱拈花之人耳。”女曰：“葭莩之情，爱何待言。”生曰：“我所为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女曰：“有以异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俯首思良久，曰：“我不惯与生人睡。”

王子服以花示爱，婴宁却将王子服“爱你”理解为“爱花”，将“恋人之爱”理解为“亲戚之爱”，误解了王子服所说的“爱”的含义。王子服不得已，只得申明“我所谓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并说出希望与婴宁“夜共枕席”这句极富挑逗性的话。出人意料的是，婴宁继续以错位（错解、歧解）应之——“我不惯与生人睡”。对话双方的两次错位交流，丰富了对话内蕴，增强了叙事的趣味性，使读者既可感受到婴宁天真烂漫，又能体味到王子服怀有一颗热切之心却苦于不被对方理解接受的焦灼和窘态。

（三）人物认识与读者解读的错位构成反讽

蒲松龄关注人物的生活遭际、德行品性和穷通顺逆，除了借助故事传递对人物的爱憎臧否之外，还善于安排合适的情境、契机让人物进行自我评价，或者谈人生体会，与故事反映的人物思想性格形成呼应。由于视角与立场的差异，小说中人物对自己的认识与评价往往与故事留给读者的印象存在反差、错位，于是产生了反讽效果。《三生》中刘孝廉清楚记得自己的三生历程：一世托生为马，不堪主仆虐待之苦，愤怒不食而死；二世被罚转生为犬，咬噬主人被打死；三世再被罚作蛇，被车辗轧而死。透过这三世惨报，读者能充分感受刘姓罪孽之深重，也能认识到一旦犯有恶行、道德有亏，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着实不易。然而，经受三世之苦的刘孝廉的体会却是“乘马必厚其障泥，股夹之刑，胜于鞭楚”。三生转世、生死轮回的磨难换来的是刘孝廉至为浅陋、微不足道的反思与体会，其本性的迷茫不觉、可叹可悲由此透露出来。这一反讽揭露了人物的滑稽性，带有犀利的嘲讽意味。

受到作者所提供的活动舞台、活动情境的限制，人物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的评价都具有一定的“遮蔽性”。特别在对自身处境、位置缺乏清晰认知的情况下，人物根本无法对自我做出合乎实情的评价。读者利用叙事文本揭示前因后果、告知头绪背景的自足性，不仅能知晓人物的一切行事，而且透过遮蔽洞烛表象之下隐含的真相。于是，读者的解读评价与人物的自我评价之间出现错位，由此构成反讽修辞。王子安在痛饮大醉里听到的“中进士矣”，“汝忘之耶？三场毕矣”，“汝殿试翰林，长班在此”等话，遂信以为真，循惯例要家人给报信人“赏钱十千”。王子安呼喊长班数十声没得到回应，便捶床大怒，呵斥长班。狐狸化身的“长班”反唇相讥，骂王子安“措大无赖，向与而戏耳，而真骂”。王子安没有意识到自己陷入了醉境，依然沉浸在中举为官的幻觉中。其实，读者从小说开端的“困于场屋。入闱后，期望甚切。近放榜时，痛饮大醉，卧轨内室”等话语中，早已经看出王子安深陷幻想的旋涡，以醉为实、以幻为真。这里的反讽除了蕴含着对满怀渴望却深受失败煎熬的文人的嘲讽，还多了几分悲悯哀怜之情。王子安清醒过后，嘲笑自己“昔人为鬼揶揄，吾今为狐奚落”，流露出的自嘲勇气可嘉，却依然对科举功名充满幻想，其痴迷不悟、百折不悔的悲剧色彩更加浓郁。

（四）以人物言行与德才的反差构成反讽

一旦人物言语蕴含的思想情感、价值取向与其行为反映的思想情感、价值取向之间存在疏离、反差或对比，就会形成一股揭露人性的反讽力量，蒲松龄常常借助这股力量含蓄而有力地表达对人性的评判。《孙必振》中孙必振渡江遇到大风雪，同船的人十分恐惧。这时，一位金甲神手持书写着“孙必振”字样的金牌出现在众人面前，众人以为孙必振犯了天谴，便将孙必振推置小舟中，结果是“前船沦覆，众人尽没。”这一短小故事中反讽辞格的内在理路构成比较为复杂：如果上天真要惩处有罪之人，那么众人谴责孙必振的话恰与自己的行动形成悖反，则犯有罪过应遭天谴的反而是众人，因为众人在危急之际将孙必振推置小舟，任其生灭，正是缺乏仁义的做法。对此，但明伦评说得很深刻，“金字牌下示人，是明使诸人推置小船，然即此推置之心，舟中人皆当全覆也”[39]。小说通过这一微妙悖逆的情节揭示了命运不可逃的怪圈和众人的无情无义，讽刺之意深沉，不露痕迹。《佟客》中喜爱击剑、常慷慨自负的董生在佟客面前吹嘘自己的本事与志向，以忠臣孝子自许。面对这个喜欢雄谈自吹、以勇毅自许的人，佟客用幻术假作强盗殴打董生的父亲，对他加以考验，董生竟“皇然不知所主”。在佟生的假意宽慰和妻子牵衣哭泣劝阻下，董生前往救助父亲的“壮念顿消”，缩在家中不敢出头。在这篇作品中，董生的豪言壮语与他的萎缩行径对比鲜明，作者借此对他言过其实的性格给予了辛辣的嘲讽。

当人物在故事表现出的德行与该人物扮演的社会角色应具备的德行相反、相逆时，也会形成反讽，这种反讽常被蒲松龄用在文士身上。按照封建社会的礼教规范和道德伦理的要求，文人士子自读书始就受到儒家的德谕教化，应当“以德立身”，遵礼守制，但是《聊斋志异》中许多文人士子缺乏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代言人、受诲人的风范，一言一行投射出一股世俗气息，甚至不乏丑陋醒龊之处。《娇娜》中的孔雪笠是孔圣人地后裔，“为人蕴藉”，以此身份和以此为人，孔生应当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高远的人生理想。但从小说叙事看，无论就德行品性而言还是就学识、谈吐而言，孔生实在缺乏孔圣后人的内在德兴与外在风范，倒是在追求女色方面显得颇有勇气。皇甫少年招来父亲豢养的香奴奏乐以助酒兴，孔生借酒意凝视不已；见到温柔美丽的娇娜，孔生则贪恋她的芳泽，完全不顾剜肉治疮的疼痛；娶娇娜为妻的愿望落空后，孔生随即移情，娶松姨为妻。依文末“异史氏”的说法，该作品意在称扬异性之间的知音之交，但读者能敏锐判断出孔生的德行品行与其身份实不相称。《劳山道士》中，王生身为儒生却不能专心业儒，赴劳山学道又不能忍受学道的艰辛，刚刚学会了一件小小的法术就回家炫耀以至当场碰壁；《僧死》中的和尚本应潜心净修、四大皆空，但死后却不忘钱财，其鬼魂怀抱藏钱的佛像而笑；《放蝶》中的王进士身为朝廷命官，责令犯有罪行的百姓捉蝴蝶上缴以抵罪，供自己在公堂上放飞以自娱。这些作品都利用人物的言行、德操与其承担的社会角色应该具有的道德水准之间的反差构成反讽修辞。

（五）以词语巧用构成反讽

从叙事文本的字表含义与深层意义二者关系来看，以词语巧用构成的反讽，最合乎乔纳森·卡勒对反讽的定义。卡勒认为，对反讽的领会要有一种期待，使读者能感受出词句表层意义所反应的逼真性与他架构文本的逼真性之间存在着不和谐之处。[40]因此，使用词语反讽时，作者必须保证：读者只从字面上理解，可以清楚地把握故事内容，即读者可以依据词语表层意义来建构故事；如果深入到词语背后，读者仍然可以建构叙事文本的内蕴以及深层的故事。《曾友于》中，曾氏兄弟六人分别名“孝、忠、信、悌、仁、义”，除了曾悌重兄弟情谊，其余兄弟多不讲兄弟情义，彼此仇视，争斗不休。例如：曾友于的母亲张夫人是妾室，去世后正室所生的曾孝、曾忠却不为庶母服丧，孝道不存；曾孝妻子亡故，侧室所生的曾仁、曾义却奏乐为乐，仁义亦失：他们的德行与姓名用字蕴含的“孝、忠、信、仁、义”道德内涵相去甚远，形成了反讽。读者如果仅仅把他们的名字用字当作指称人物的符号，可以构建出清晰完整的故事；如果透过字表审视它们代表的伦理规范，仍然可以获得完成的叙事意义系统。作者始终站在局外客观叙事，以人物自身的行动、言语来说明一切，留给读者去评判人物的善恶是非，体味反讽修辞的叙事效应。以姓名用字的含义与人物行动蕴含的品性之间的差异创设反讽的小说还有《马介甫》。《马介甫》中的杨万石、杨万钟兄弟，其名用字甚为响亮，隐有对官禄的祈愿（孟子云：“万钟于我何加焉？”），但二人竟然对一悍妇束手无策，以致父亲遭受辱斥，自身也受尽折磨，名字的蕴涵成为对他们德行的幽默嘲讽。

还有一种语词反讽构成与上述情况不同。小说陈叙事件或描绘人物的语句形式，其字面意义完整清楚，但读者需要补充解释，方可体会到其深层反讽意蕴。《三朝元老》中为投降流寇的原明朝宰相拟了一匾一联，匾额上书写“三朝元老”，对联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礼义廉”。“三朝元老”字面为褒扬，但其深层含义须根据有关历史知识加以补充说明才能明晰：既然是“故明相”，那么清人入主中原时，此人应该还活着且做官，明清易代之际又降过流寇，则明朝、流寇政权、清朝三期为广义的“三朝”，原来匾额题辞的意图在于讥讽此公既降叛贼又降清廷的毫无民族气节和人格尊严的丑行。从字面看，对联也是赞扬，但是根据文化背景补充尚未表述出来的内容是上联忘了“八”，下联漏了“耻”，喻指是“王八无耻”。这样的反讽寓辛辣于深婉之中，极其犀利。《仙岛》中也用了类似的反讽手法来批评王勉自视甚高、自以为是的个性。心高气傲的王勉在仙人岛上吟诵自己的诗句“一身剩有须眉在，小饮能令块垒消”，芳云用了“上句是孙行者离火云洞，下句是猪八戒过子母河”两句话加以品评。但明伦称赞云芳的评语是“绝妙品评”。两句均是语词反讽，读者需了解《西游记》的相关故事内容，调动自己的阅读经验参与理解，才能发出会心的微笑。

《聊斋志异》运用反讽修辞构建了作品意义与作者意图的差别机制，读者透过文字表层可以品味到曲折复杂的内涵，充分领略其“曲径通幽”的妙处。这些反讽辞格在一定程度上把话语权、解读权让给了读者，使作者的叙事意图控制在有分寸的显露状态之中，在拉开作者与叙事距离的同时提升了小说的表意功能、审美功能，增强了读者对小说的信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