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的反讽叙事修辞可以从积极、消极两个层面去理解。积极的反讽是就作者运用这一层面而言的。作者通过一定的话语组合形式自觉设置情境，调控读者的阅读接受，让读者领悟到话语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的对比或差异，由此形成的反讽是积极的。《沂水秀才》中沂水秀才对两位美人以及她们抛来的写有书法的丝巾（私密的贴身丝巾在古代小说里经常作为传情的信物，或作为性的挑逗与暗示）视若无睹，急不可耐地将美人拿出的一锭白金掇纳袖中。在人们的印象中，“阿堵物”在正统文士的眼中是俗气的、非雅致的，庄重雅正的文士喜好才艺而轻视钱财，倜傥风流的文士欣赏美色而轻视钱财。而作为文士的沂水秀才，既领悟不到美人借丝巾传递的浓情蜜意，也不懂得欣赏近在咫尺的绝色美女，反而贪恋钱财，其行为与社会对他的角色期待出现了反差。为了使读者清晰地感受故事的戏剧性、讽刺性，作者直接介入小说进行评论，“丽人在坐，投以芳泽，置不顾，而金是取，是乞儿相”。从叙事策略的角度看，作者走进作品对人物加以评述，容易破坏反讽婉而有力的艺术效果，蒲松龄的叙事介入证明，此处他特意运用了“反讽”修辞。但明伦对沂水秀才行为举止的评价更是刺多于讽：“以此试秀才，其术最善。特恐更有俗者，并金巾而内之，奈何？”[36]

消极的反讽是从读者接受这一层面而言的。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常常存在作者意在此而读者意在彼的情况，如作者意在褒扬人物，或寄以同情，而读者却可以从作品中体会到贬斥或看出滑稽，这种差异也可以视为反讽，是消极反讽。《青娥》叙事本意在于宣扬只要情志坚定就可以得到佳人的青睐、坚韧执着就可以修成仙人的观念，但实际上小说叙述语话层面传达的意味与作者的叙事意图并不一致。作品称霍桓“遗生最幼，聪惠绝人。十一岁以神童入泮”。就是这样一位聪慧神童，对人情事理一无无知，年已十三岁“尚不能辨叔伯甥舅”，此足以令人质问作者所下的“聪慧”断语依据何在。最有意思的是，霍桓见到青娥“只觉爱之极，而不能言”，未识长幼之序却先识男女之情，可见其聪慧神智根本没有用在世务、世事上。冯镇峦的点评最为幽默，“十一岁孩子惜玉怜香如此，成人后定能向绮罗丛中做功夫者”[37]，含蓄地嘲讽了“以神童入泮”的滑稽性，读者对此自然会心一笑。这种品味解读的结果是读者体悟到的，尽管与作者的主观叙事意图不尽相合，却别有一番新意与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