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小说作品为了发挥文字的抽象性、间接性的独特价值，将阅读者的目光从文字符号描述的人物的具体行动牵引向文字深处，进而体悟人物行动隐含的深刻社会意义和精神力量，就构成了行动隐喻。换言之，行动隐喻指的是小说通过对行为者的行为、动作的描述喻指一定的理性意义和精神品格。

《细侯》中与细侯情投意合的满生为奸商设计陷害，被长期囚禁在牢狱之中；细侯误信奸商的话，以为满生已死，被骗嫁给了奸商。当得知满生被囚禁滞留监牢的真相后，细侯极为怨毒凄厉，残忍地杀死了自己与奸商所生的儿子，投奔了满生。作者介入文本指责细侯“顾杀子而行，亦天下之忍人也”的同时，将故事结局安排为官府体察细侯的遭遇实情之后不加问罪，足见作者内心是同情细侯行为的。葛巾因为常大用对自己一往情深，就离开生长地曹州，追随对方远嫁到洛阳，并将花妖玉版介绍嫁给常大用的弟弟常大器。两家人夫妻恩爱，生下了儿子。当常大用对葛巾、玉版的来历身份表示怀疑时，葛巾、玉版毅然将与常氏兄弟所生的儿子弃掷地上，“儿堕地并没”。这两篇小说均叙述了女子“杀儿”情节，考虑到封建社会伦理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可以说细侯、葛巾等人的行为实则隐喻着对封建伦理思想、对男子忘恩负义、有负夫妻真情最为憎恨的抨击与抗争，表达了女子对所期待的真情近于绝望的震撼人心的坚守，是对封建社会男权体系根基的动摇。在维护、赞同女子对爱情的追求上，《聊斋志异》中还有一种富有积极和喜剧意味的行动象征（这是一种暗示）。《白秋练》中白母同情女儿受到相思的煎熬，将女儿亲自送到慕生处；《巧娘》中华姑治好了傅廉的天阉之病后，把他锁闭屋中，待自己新寡的女儿来时，私下嘱咐傅廉说：“阴为吾婿，阳为吾子，可也”。无论是白母还是华姑，都是封建社会中的“家长”。青年男女建立在心灵相通、情投意合或自然欲望需要基础上的恋情私情，在与封建社会礼教、封建婚姻观念的斗争过程中，最起码得到了爱护女儿的同性家长的支持，取得了部分的胜利。借用当今女权批评的视点来看，这隐喻了女权对男权的斗争所取得的初步成果。

有的小说还以人物的特征性行动（比如在生活中一直执着追寻某种事物、境界的行为）为喻体，隐喻人生普遍的悲剧性生存状态，或者以深沉含蓄之笔表达对现实社会的否定。《叶生》、《司文郎》两篇中，主人公叶生、宋生的人生际遇和特征性行动有很多相似之处。二人的奋斗目标都是在乡试中取得晋身封建统治阶层最基本的功名，并为之奋斗不已。但是命运坎坷，文章憎命，时数限人，叶生“文章辞赋，冠绝当时”，但“所如不偶，困于场屋”；宋生也是“少负才名，不得志于场屋”。二人都是前生不得志，死后皆化作鬼魂继续参加“乡试”。所不同的是，叶生亲自上阵取得了功名，宋生则借朋友的身躯一抒科考之快意。从生前直到为鬼魂，宋生、叶生二人均对“科试”执着一念。他们身上有青年蒲松龄的影子，其遭遇实为作者自喻。青年时代的蒲松龄以县、府、道第一名声大振，但一生受困于乡试，故而功名蹭蹬、穷困潦倒。小说之所以对叶、宋二人寄予深切的同情，正因为蒲松龄与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冯镇峦评点《叶生》说：“此篇即聊斋自作小传，故言之心痛。”[19]与他们不同的是，蒲松龄接受了妻子奉劝，追求功名的狂热之情有所降温。而叶、宋二人以生人、鬼魂两个时空中的身份相继参与实施“同一行为”，其执着举业的精神着实顽强。蒲松龄借助他们这一行为隐喻了人生的悲剧性存在状态，揭示人物行为隐含无限的辛酸和悲剧性。叶生在仕途上已经迈出了最初的一步，接受了乡荐，但他妻子所说的“君死已久，何复言贵”，一语惊醒梦中人，叶生“抚然惆怅，扑地而灭”。宋生借友人身躯一快心意的愿望未能实现，被选任梓潼宫司文郎，渴望能使“圣教昌明”，但也只是怀有美好的愿望而已。蒲松龄为人物安排这样的结局，向读者流露了内心的无奈与悲怆。撇开将这类作品视为聊斋先生自写小传的诠释，我们还可以从叶、宋二人的行动上看到更为隐蔽的隐喻意义，那就是封建文人的政治人格、主流人格的失落。“修齐治平”的理想已经被封建科举制度异化为“功名”，无论叶、松最终失败还是成功，他们的遭遇都缺少积极的批判现实的深刻意义和激励来者的精神力量。

《聊斋志异》中还有一些作品，作者创作时也许并未自觉地以人物行动来隐指丰富的含义，只是为了纪异述奇而已，但读者将故事叙述的奇异之事与某一时期特定的社会现象联系在一起时，会产生丰富的联想，体味到原非作者要表达的或者为作者未意识到的隐曲的深意。《姬生》中鄂氏家中祟狐，外甥姬生以为狐狸能幻变，必有合乎人性的心态，便决意引导它步入正途。姬生备足了饮食、钱物供狐取用，狐狸时而取用，时而归还所取的财物。姬生以为一片教导苦心已经奏效，孰料饮了狐狸回赠的美酒之后，竟然一时头脑发热去作窃贼，落得个教引狐狸不成反受狐狸戏弄的下场。这一故事的表层充满了具有反讽意味的喜剧色彩，而深层则隐含足以令人沉思的忧虑：姬生欲引导狐狸走向正途，是以启蒙者、教化者的姿态而出现的。然而，姬生的教化行为从一开始便潜伏着一味迁就被教化者的弱点，文化启蒙者、教化者自身降低了自己的品位，最终的结果是反受被启蒙者、被教化者同化，正所谓“生欲引邪入正，而反为邪惑”[20]。小说深层所表现的是文化拯救者面临困难的悲哀，反映了明末清初之际文人的话语权及其影响力的弱化。作者以“异史氏”的口吻庆幸“幸亏姬生有夙根”，“夙根”即善根，有此才能保持住自己的德行，文人已经从占据文化优势的地位回降到退守心灵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