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卡勒将小说看作表达意义的符号系统，并将小说符号分为三种功能各异的符号：映象型符号、索引型符号和基本符号。映象型符号与所指的事物之间是实物与图像、照片的关系；索引型符号所指事物之间有因果关系或者其他逻辑关系，如“烟”可以引指“火”，“车”可以代表一定的社会地位；基本符号所指事物之间的联系是人为的联系，符号被表达为一种有意义的形式，所指的事物和内涵丰富而复杂[11]。乔纳森·卡勒对符号的类型及其功能阐述显示，基本符号比映象型符号、索引型符号更容易构成“隐喻”这一叙事修辞辞格。基本符号作为有意味的符号，其所指的事物与内涵往往不是唯一的，当其所指的事物、内涵分为表层显性结构和深层隐性结构时，表层显性结构含义与深层隐性结构含义便构成了“同质异构”或“异质同构”关系，形成了隐喻修辞。叙述者使用隐喻以增加叙事深度，使读者在感受文本描绘的生动鲜活的表象世界同时，又能领略内蕴深广的意义世界的魅力。

构成《聊斋志异》作品主体的是写意小说，不是写实小说。写意小说使用的符号系统构筑的艺术世界不是现实世界的直接映像，而是现实世界的曲折反映：作品所写之人多为人世所无的花妖鬼狐，所造之境主要是虚妄怪诞的奇域异境。蒲松龄既然借此艺术世界以寄托“孤愤”，则所写之人、所造之境，实为别寓深意的喻体。《聊斋志异》就是借助这样的喻体系统，调动读者已有的社会、人生经验，引领读者由表入里地理解接受虚幻世界。正如蒲立德所说：“此《山经》、《博物》之遗，《远游》、《天问》之意，非第如干宝《搜神》”[12]，是借“幻境”以写人世，藉虚妄而寓“真态”。可以说，广泛使用隐喻，别有寄托，是《聊斋志异》有别于以往那些仅在局部或部分篇目使用隐喻的文言小说的特异之处。总的来看，《聊斋志异》使用的隐喻叙事辞格主要有语句隐喻、意象隐喻、行动隐喻和整体隐喻四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