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有狭义、广义之别。狭义的修辞指的是“修饰文字词句，运用各种表现方式，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而生动有力”[1]。《易传·乾卦》云：“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辞源》解释为“修饰辞句”[2]。这儿所说的“修辞”都属于对微观的、局部的语用加以修饰，以增强语言的表现力。广义的修辞既包括调动各种表现方法增强文字词句的表现力，又包括使用其他手段增强语体感染力和文体表现力。成伟均等人编纂的《修辞通鉴》内容齐备，体制宏巨，不仅将微观的辞格运用、语义推敲作为研究的重点内容，而且兼顾宏观的语段组织、篇章构建、话语组织等整体表达的效果。[3]他们所说的“修辞”属于广义的修辞。

西方叙事理论也使用“修辞”这一概念。布斯的《小说修辞学》通过对小说的人称、戏剧化叙述者与非戏剧化叙述者、评论、内心透视、观看者距离控制、场面与概述等修辞手法和技巧等现代小说技巧的研究，把修辞从语言层面上拓展延伸到叙事技巧和叙事策略领域，使叙事修辞学成为叙事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韦恩·布斯所说的“修辞”包括了“小说中的修辞”，即狭义的修辞，是“公开的可辨认的手段（最极端的形式便是作家的评论）；也包括“作为修辞的小说”，即“广义的修辞，整部作品的修辞方面被视作完整的交流活动”。[4]这一观点将“叙事修辞”从指称作家为了与读者之间的交流而采用的种种手法和技巧扩展到指称小说叙事使用的全部手段，扩大了与传统语法学相对应的修辞学所谓的“修辞”的范围，拓展了修辞的视野边界，在小说叙事理论研究中影响甚大。我国也有学者在广义内涵上使用“叙事修辞”这一概念，如冀运鲁在论及叙事干预时说：“叙事干预渗透于小说方方面面，形式多种多样，可分为叙事形式干预、叙事内容于预、叙事修辞干预。前两项主要指叙述话语指点和叙述评论，而叙事修辞干预主要表现为对叙事结构的逻辑安排、叙事视角的选择和变换、叙事时间的变形等方面。”[5]

虽然我国古代小说理论没有明确提出“叙事修辞”这一概念，但是古代小说作家一直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叙事修辞提高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唐代以前的文言小说崇尚直录，作家不甚关注叙事修辞，其作品却具有令人瞩目的修辞效果。《幽冥录》载有“新鬼觅食”的故事，讲述的是新鬼向旧鬼请教如何获得世人供奉的故事。作品中的新鬼按照旧鬼所教的招数，极尽所能地作怪吓人，结果累得筋疲力尽，依然腹中空空如也。虽然作者在客观叙事中保持着冷静的中立立场，不对人物（鬼和人）行事作任何评价，全凭讲述的故事自然给读者造成真实存在的假象，但是从以鬼事反思人事的角度看，该篇使用了隐喻和反讽的手法，揭示出了人世反常的现象：诚朴出力的得不到回报，耍奸弄滑的反而受到敬畏。至唐代，传奇小说家自觉讲究篇章修辞，精心选择叙事技巧，“摛词布景，有翻空造微之趣。至纤若锦机，怪同鬼斧”[6]，叙事委备，令人赞叹。宋明以降，话本、拟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的修辞意识逐渐增强，叙述者自觉运用各种手段调动读者参与对话，力图使读者按照作者的调控理解作品的叙事意图。如《三国演义》既善于运用全知叙事为读者提供大量信息，并借助于真实历史事件的引入使读者确信作者叙事的可靠性，发挥着“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7]的认识功能；又善于运用具体的辞格，如“三顾茅庐”、“三气周瑜”、“七擒孟获”用的是反复辞格，“蒋干盗书”、“割发代首”用的是反讽辞格。小说评点家也开始对叙事修辞现象给予关注。金圣叹盛赞《水浒传》“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8]，评点聚焦所在，往往是小说的叙事修辞。他评“忠义”二字说：“若使忠义而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且水浒有忠义，国家无忠义哉？”[9]与小说的反讽意味契然相合；金圣叹所说的《水浒传》“略犯法”，如写“林冲买刀与杨志卖刀，唐牛儿与郓哥，郑屠夫肉铺与蒋门神快活林，瓦官寺试禅杖与蜈蚣岭试戒刀”[10]，实则谈论的是西方叙事修辞理论中所说的反复辞格。《聊斋志异》借鉴了前人小说在叙事修辞方面取得的成就，自觉加以运用并有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