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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叙事艺术研究
1.5.3.5 五、一脉贯通:串珠式复合序列
五、一脉贯通:串珠式复合序列

从叙事序列产生的内在逻辑上看,串珠式序列相对而言是一种以基本序列为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书写难度最小的复合叙事序列。因为,情节最简单的叙事作品内容写一人一事,稍微复杂一些但情节组织相对容易的则写一人多事,对多人多事题材进行圆熟处理的难度就更大一些。唐代以前,绝大部分文言小说叙述的核心事件比较单一,中心人物常常只有一个,恰恰印证了上述推测。即便写一人多事,也有难易之分。简单的办法是将某人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的行动处理为类似的模式,使故事的内在结构形成某种一致性,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化,相关的人、事、物如何更替,主要人物的行动性质前后一脉贯通,小说内容的组织与安排就得心应手了。于是,串珠式复合序列就应运而生。

串珠式复合叙事序列的优点在于,构成它的各基本序列之间的界域相对明晰,其中包含的事件性质相类,体现的叙事意图也基本相同,既便于延伸情节线条,强化行为者的角色特征,也便于凸显隐伏在人物行动背后的内在品格。串珠式复合序列特别适合用来撰构游记式(游历式)的作品,许多文言小说乃至章回小说也乐于使用它。王度《古镜记》以“我”携带古镜的漫游历程为情节线索,叙述了“我”借助古镜辨识妖狐、番僧述异、铲除蛇妖、疗救民疾、杀死龟怪猿精、消灭鱼精鸡妖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以古镜识怪除妖的奇异功能为主线贯穿一体,形成了串珠式序列,脉络清楚,次序分明。在《西游记》、《镜花缘》、《水浒传》等作品中,我们都能发现串珠式复合序列的踪迹。《聊斋志异》中全篇使用串珠式序列的作品并不多,这也许受到了作品篇幅简短、人物活动空间狭窄(《聊斋志异》多数优秀作品所描绘的主人公生活,均局限在某一地甚至某一荒斋野寺、幽暗书屋之内)的制约,与作者追求叙事简约峻捷的文体风格也有一定关系。然而,串珠式复合序列拥有的长处,在蒲松龄的笔下一点都没减弱。如《三生》中叙事序列的简化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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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传统串珠式结构的模式突破。一般串珠式作品喜欢将人物施行的数次性质相同的行动安排在同一性质的空间(拟实空间或者虚幻空间)内,借助人物行进经历衔接不断转换的故事发生的地点、场景与情境。而蒲松龄援佛家轮回转世的观念入小说,以刘孝廉死后为鬼、鬼生为畜生或复生为人的方式为串联线索,把一个人三生中的三种生存状态描述出来,从而将叙事时空处理为往生世界与现世世界、拟实空间与虚幻空间的自由连贯,蕴含着深沉的时空感、沧桑感。作者似乎在警示人们,世间存在着一种一世作恶三生受罚的惩善扬恶的主宰力量,一旦有人为非作歹,必将万劫难复。篇尾“异史氏曰”以议论方式点明了此篇劝善诫恶的主旨,提醒人们“贱者为善,如求花而种其树;贵者为善,如已花而培其本:种者可大,培者可久”,劝世委婉而又用心良苦。

《三生》虽然与《古镜记》同样运用了串珠式叙事序列,但是已经超越了后者满足于记述异闻、实录怪异的创作取向,在思想内容上具备有益世风、裨益教化的功能,在艺术上则容量丰富、故事曲折多变,具有使读者惊心动魄、触动内心的效果。如果不考虑小说蕴含的宗教迷信的荒诞性以及这种轮回受惩的虚幻性,单就小说以串珠式序列结构情节、通过客观叙述的方式以潜移默化地实现教谕世人的意图来说,作品的叙事是成功的。《连城》通过反复叙述乔生救助连城的行动,写出乔生对连城怀有的“感遇知音”式的深厚恋情;《石清虚》讲述了奇石四次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历程,描绘了一个爱石如命近乎痴的有情有义的人物形象;《罗刹海市》以马骥游历经商为主线,叙述了他在海外异域的奇遇,隐喻或反衬社会现实,蕴含着对理想社会的追寻。这些作品均通篇使用了串珠式序列为主体结构序列。

有一些作品局部使用了串珠式复合叙事序列。如《霍女》一篇前半部分的叙事序列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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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串珠式序列中,每一个基本序列的事件结构与性质都相同或相似,而此篇中蒲松龄借鉴民间文学故事经常使用的“三复叙事模式”,对串珠式序列稍微做了一点变动。“三复叙事模式”的一般惯例是,故事中人物角色追求目标达成的行动被反复叙述至三次,人物前两次行动常常面临一次比一次更严峻的考验,并且追求行动受阻;当转入第三次行动时,人物角色在外部力量的帮助下发生转机,顺利实现追求的目标。经过蒲松龄的改造,女子在序列C中的行为方式与序列A、B中相比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变“故作娇态、极尽享受,物质欲望一旦得不到满足便无情离去”为“亲自操持家务,甘于贫苦”。霍女为黄生娶妾后悄然离去,却对黄生仍怀有一片真情,帮助他过上了与朱大兴、何氏截然不同的生活。这样,形成了规整中有变化、顺畅中有跌宕的叙事风貌。女子这一行动方式的转变,与民间故事中第三次行动出现转机有所不同。在民间故事中,行动转机的出现往往借助某种力量得以实现,如有人提供了规则、宝物、法术的帮助,人物角色的意志力量突然爆发,聪明智慧发挥了关键作用,等等。但是,该女子行为方式的转变既没有外部力量促成,也没有内部情志为基础,甚至没有任何转变的征兆。她对朱大兴等富翁的态度和对黄生这样的贫苦人的态度,不由引人追问:该女子天生就有“生平于吝者则破之,于邪者则诳之”(女子语)的异秉?还是小说要传达类似《青梅》中“异史氏曰”抒发的“天生佳丽,固将以报名贤……独是青夫人能识英雄于尘埃”的感慨?也许,《霍女》要表达什么样的情感倾向是次要的,作者的真实用意就是要留下疑云弥漫的叙事空白,以引发读者的追问与沉思。

在串珠式复合序列中,各基本序列的事件性质相同或相似固然给作者的叙事构思提供了便利,却容易导致作品模式单一、意蕴贫乏和表达上趋于流滑。从上面谈到的作品来看,蒲松龄笔下的此类小说除了极少数作品情节略显简单之外,大部分还是各具特色、很有可读性的。它们虽然有相似的结构模式,但是叙事风貌、表达意蕴各有差异。这应该归于蒲松龄善于选取串联各个基本序列的结构要素,这些结构要素或者是人物、是物件、是某种信念或者某种细节,在关联各个基本序列的过程中发挥着枢纽作用,既能促进叙事流转顺畅,也能成为决定该篇作品特殊情貌的关键。《霍女》的结构要素是霍女所说的“妾生平于吝者则破之,于邪者则诳之也”的意识,非此不能诠释为何霍女对富者严苛无情而对贫者厚爱有加。《石清虚》的结构要素是那块奇石,石上凝聚着邢云飞的痴爱,让读者产生了“士重知己、人有情痴”的感慨。《罗刹海市》的表层结构要素是在海外异域的行踪,深层结构要素是异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异构同质,故而作品在形式上近似游历小说,而内容上则寄寓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

《聊斋志异》单独运用上述四种复合叙事序列之一的典型作品并不多见,绝大部分作品交错运用了其中的两种或多种叙事序列。像《白秋练》、《聂小倩》、《小翠》一类爱情题材的作品,《于去恶》、《叶生》、《宋生》一类科举题材的作品,《仇大娘》、《水莽草》、《江城》一类家庭生活题材的作品,都以某一题材的事情为主要内容,兼及叙述了广泛的社会生活,主要情节叙述得主线分明,又能与其他次要事件错综相合,谨然一体,成为短篇文言小说精品。这要归功于蒲松龄准确地认识到不同事件的衔接与组合在艺术表达上的独特功能,并且遵循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组织调配了这些事件。清代冯镇峦《读聊斋杂说》中有这样一段话,让我们看到古代小说评点家对《聊斋志异》调配叙事序列所做的评价:

《聊斋》短篇,文字不似大篇出色,然其叙事简净,用笔明雅,譬诸游山者,才过一山,又问一山,当此之时,不无借径于小桥曲岸,浅水平沙,然而前山未远,魂魄方收,后山又来,耳目又费。虽不大为着意,然政不致遂败人意。[60]

冯镇峦将《聊斋志异》的短篇比作游山玩水欣赏风景中起到过渡衔接作用的“小桥曲岸,浅水平沙”,将篇幅较长的作品比作层峦叠嶂、排比而来的群山。在冯镇峦看来,这些短篇“叙事简净,用笔明雅”,也是优秀作品,然而不如“大篇出色”,因为后者叙事范围广、结构层次丰富。冯镇峦所说的“大篇”,当指《白秋练》、《聂小倩》一类叙事序列构成复杂、篇幅较长的作品。清代喻焜说:“窃观《聊斋》,笔墨渊古,寄托遥深,其毫颠神妙,实有取不尽而恢弥广者。仁见仁,智见智,随其识趣,笔力所至,引而伸之,应不乏奇观层出,传作者苦心,开读者了悟。”[61]这反映了包括蒲松龄在内的古代作家以及小说评论家虽然心中没有“复合叙事序列”这个概念,但是对衍生情节线条、丰富故事结构有较强的自觉意识,只是心到而言不到罢了。因为,蒲松龄并非简单追求叙事形式的作家,他善于将曲折起伏的故事情节、层次繁复的事件进程与丰富多样的思想内容熔为一炉,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他所创立的文言短篇小说文体被后人称为“聊斋型”的文言短篇小说[62]、“聊斋体”文言短篇小说[63],成为当时乃至后人效仿的叙事作品典范,催生了一批仿效之作。这些作品“皆志异,亦俱不脱《聊斋》窠臼”[64],艺术上却远逊《聊斋志异》。冯镇峦说:“是书传后,效肇者纷如牛毛,真不自分量矣。无聊斋本领,而但说鬼说狐,侈陈怪异,笔墨既无可观,命意不解所谓。臃肿拳曲,徒多铺陈;道理晦涩,义无足称。”[65]冯镇峦批评仿作文辞“臃肿拳曲,徒多铺陈”,拖沓软绵,不善于结构故事,以至以文害意;内容上“道理晦涩,义无足称”,思想混沌,不善于表情达意。一句话,就是这些仿作只关注与《聊斋志异》故事的形似,而忽略了追求与后者内在叙事机理的神似,因此未能将形式与内容很好地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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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守寡礼俗对人性的压抑与废除这一礼俗,其间人文关怀的对立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这一作品中,人物生活的社会文化决定了人物必须遵守这一礼俗。何况,即便现代社会也要求人的生命欲望的实现必须遵从一定的社会道德或法律规范,反对无原则地提倡纵欲。因此,在此仅讨论故事在何处终结、终结给叙事写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不讨论人物挑战守寡礼俗的积极意义,也不讨论固守这一礼俗的悲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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