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聊斋志异》预叙的功能

西方叙事学研究者认为预叙功能比较单一，仅使读者产生“事情是怎样发生进展到所预言的那样结果的”心理反应[102]。蒲松龄笔下预叙的功能远远超出了西方叙事学研究者论及的范围，不仅能重置事件的顺序或故事情节各环节的顺序以构成悬念，调控读者的阅读心理，还可以引发后续事件，突出命运力量，彰显人物性格，反映人情世态，揭示社会变迁。

（一）以预叙设置悬念

不可否认，预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读者对故事结果的期待，容易把读者通过阅读曲折多变的故事获得新奇感的过程，蜕变为一种平淡无奇的程序性“知道”的过程，不利于形成营造紧张氛围的悬念。但是，“不利于形成”不意味着“没有形成”或“不能形成”，更不意味着预叙能够完全祛除作品调动读者预读期待心理的功能。因为，“故事结果的悬念感虽然没有了，但是又生出另一种悬念感，即过程的悬念感”[103]。

在《聊斋志异》中，有些预叙事件注定会发生，即便当事人知道事情原委（比如知晓祸福的根由所在），也难以躲过预叙的“定数”。《董生》中医人给王九思、董遐思号太素脉后，说二人“贵脉而有贱兆，寿脉而有促征……然而董生实甚”。此后，董生知道自己身体日渐羸瘦是受狐妖情色的诱惑所致，也曾试图摆脱狐妖的纠缠，但最终没能逃过狐妖的祸害，吐血身亡。在故事发生之初，医人就预言了董生的命数，读者不会因此放弃对他命运的关注。读者虽然无须关注董生的人生结局，但是会生出新的追问。比如：董生的命运是否真如医人所预言的那样，他能否逃离不幸的遭际；在董生、王九思二人怪异的脉象背后隐含着怎样的神秘力量竟能致二人命数同中有异。《促织》中，成名妻子向巫婆求助，得到一张绘有殿阁兰若、小山怪石、蛤蟆蟋蟀的画图。这一情节构成了多解性的预叙，读者难以据此确定成名妻子的猜测是否合乎巫婆的意图，也无法确定成名在巫婆暗示的地方能否捕获他期待的蟋蟀。因此，读者不会因为这张图画的出现就平息对将来事件的探寻欲望，也不会不再关心迂讷老实的成名能否摆脱悲惨的遭际。

有些预叙事件未能如作品所预言的那样如期而至，原因在于要么有外部力量的介入打破了故事的自然进程，要么人物的意志变得更加坚强或者德行修养更具影响力，从而改变了决定命运走向的合力。《辛十四娘》借辛十四娘这一人物预言了冯生将遭牢狱之灾，且难以昭雪。果真，冯生受诬入狱后在地方上有冤难诉。幸运的是，辛十四娘派出的婢女以妓女身份接近游荡勾栏的皇帝，并设法得他的赦免谕旨，才使冯生免受绞刑，平安出狱。皇帝的介入非常关键，成为冯生得救的决定性因素。《妖术》中，于公与前来祸害自己的怪物打斗三次，成功地破除了卜者“三日必死”的预言，其勇毅无畏的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类作品在提前告知的事件没有出现或结果没有改变之前，与人物命运紧密相关的紧张氛围不仅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因为提前告知而导致悬念愈发朴朔迷离。正如有研究者所说，我国古代“自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到唐传奇，自宋元话本到明清长篇章回小说，预叙的使用都极为普遍。而且，非但不像热奈特所言预叙不利于悬念的产生，有些成功的预叙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悬念”[104]。

（二）以预叙推进情节进展

仅仅将预叙事件看作“将来要发生的事”还不够，应该把它与后续事件置于事件序列中去考察，才能充分揭明预叙手段的多重作用。优秀的小说作家往往巧妙运思，前后勾连，善于处理预叙事件和后续事件的前后联系，借助预叙事件推进情节发展。

《青凤》中耿生与青凤的恋情最初遭到青凤叔叔的阻挠和反对，二人被迫分手。在一次机缘巧合中，耿生搭救了青凤，于是二人一起过上了恩爱甜蜜的日子。故事若就此结束，结局当然是美满的，故事情节却平淡无奇，缺少意趣。作者安排孝儿（青凤的堂弟）前来告知耿生“家君有难，非君莫拯”，并恳请耿生援救。狐狸能预知自己有难却无法躲避，这一情节的合理性值得怀疑。笔者相信这是作者刻意运用的叙事谋略，目的在于引发耿生的救援行动，不仅为消除耿生与青凤叔叔之间的隔阂与冲突、使二人婚姻受到家庭的认可提供转机，还可以充分展现耿生豪放不羁、不计前嫌的性格特点。

同样写男女之情的《娇娜》可以使我们更明楚地认识到，重真情、感知音的蒲松龄乐于使用预叙安排人物行动，在男女的相知相思之中融入丰富的情感成分，使恋爱的男女在一见钟情之“情”的基础上，平添了在患难与共之中渐生渐浓的亲情与恩义。孔生胸口生出恶疮，娇娜不顾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用内丹为他医治疾病。孔生为她的美丽所吸引，深深爱上了这位美丽温柔的姑娘，以致“悬想容辉，苦不自己。自是废卷痴坐，无复聊赖”。在求偶不成的无奈中，孔生娶了娇娜的表姐松姨。为了传递“异史氏”对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的心声，表达对“得此良友，时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的异性友谊的赞美，作者安排了皇甫公子预告全家（娇娜家）将遭雷霆之劫的消息、希望孔生能施以援手这一情节。这一预叙考验着孔生对娇娜的感情。孔生锐身承担起了救难的责任，继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后续事件：孔生奋力从怪物手中救下了娇娜，自己也遭受雷击昏死倒地；娇娜再次以内丹救活了孔生。作品通过写孔生、娇娜二人的情谊在彼此敬重、相互救难之中得到深化与升华，谱写了一曲异性超越自然欲望而以恩义结为生死知己的赞歌，正如但明伦评点的那样，“真能好色者，不必其果为我所有也”[105]。

（三）以预叙突显命运力量

传统的善恶果报观念之所以能深入人心，不仅因为它属于佛教因缘相生的思想观念，而且因为有适合其生长的深层文化根源——中国自古以来就盛行的崇德文化。人们真诚地期待，当世俗的力量难以遍察世间的一切恶人丑行并及时地、无遗漏地给予处罚时，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明便挺身而出，承担起惩恶扬善的终极审判的职责。蒲松龄深受传统崇德文化思想以及果报观念的影响，常在作品中对人物的命运遭际做出预言，用以彰显命运操纵人生的神秘之处，或者借以实现扬善惩恶的叙事意图。

《崔猛》中崔猛“性刚毅”、“喜雪不平”，道士预言他“多凶横之气，恐难得其善终”，并为他指出一条救厄之路——结交赵僧哥。后来，道士预言的一系列事件一一成为现实。崔猛虽然遇事极力设法控制自己的冲动情绪，但是激于义愤、抱打不平，因为杀人而入狱受刑。幸好当年结交的赵僧哥鼎力相救，解脱了崔猛的牢狱之灾。实际上，崔猛的挣扎在命运面前是软弱的：杀人入狱是对他性情暴烈的报应性处罚；能够逃脱牢狱之灾是因为命中注定有赵僧哥施以援手。对崔猛来说，命运可知而不可变，定数难以逃脱。《牛飞》蕴含着更为曲折的隐喻。一位农民梦见自己的牛生出双翅飞去，心中感到惊悸。为了避免梦境的预言成为现实，农民将牛卖掉以保住自己的财产。但是很不幸，裹钱的布巾被老鹰带着飞走了，失去了卖牛的钱就等于丢掉了牛，梦境中的预叙事件成为现实中真实发生的事情。这篇作品在构思上很像古希腊俄狄浦斯的悲剧故事，都反映了人物对抗命运反而落入了命运的掌控之中。

当然，怀着一股讽喻劝世、教化善德的热切情怀，蒲松龄不忍心把人的作为、人的力量看得这么卑微，也不愿意看到人在命运面前毫无反抗之力。有时候，他着力凸显人物抗争命运操控的坚强意志和赤诚之心，并赋予人物改变命数、扭转命运的能力。如《钟生》有三处使用了预叙：（1）道士预言钟生有希望高中乡举获得功名，但其母亲病危，科试完毕钟生再也见不到母亲；（2）道士称钟生前世投石打狗，误打死青蛙，论定数应当横死，不得善终；（3）道士预言钟生妻子年后将死，继室在中州，今年已经十四岁。在这三个预叙事件中，只有第三个预言成为现实。这一预言的实现不是钟生守株待兔的结果，而是他自觉顺应命运理性选择的结果，因为在妻子病逝后，钟生遵照母亲的嘱咐前往江西省亲，特意转道中州以应当年道士的谶语。在第一个预叙事件中，钟生的母亲虽然身染沉疴，不仅未撒手人寰，反倒获得了新生。这一预叙事件没有成为现实，原因是钟生生性大孝，科试没有结束就急着回乡奉养母亲，一片纯孝之情感天地、动鬼神，于是命运为他母亲的寿命重新作了安排，阴间给她赐寿一纪。第二个预叙事件也没发生，那是因为第三个预叙事件提前发生了：钟生在妻子的帮助下，凭自己的坚韧执着感动了会法术的岳父，岳父出手相救使他免于刑罚。在这儿，钟生的主观情志参与到命运与人生所玩的游戏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遭际。由此可见，预叙事件没有成为现实，不是命运对人的控制力减弱了，而是人摆脱命运的主观愿望和主体力量得到强化了。蒲松龄借此表明，只要不甘于做受摆布的玩偶，人就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可见，蒲松龄在小说中宣扬了因果报应、善恶轮回的宗教观念，并没有把命运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反而写出了命运在人的主观情志影响下发生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蒲松龄是一个宿命论者，却是一个“积极的”宿命论者。在他看来，上天给定的运数、阴间的善恶果报是可以改变的，改变的决定性力量是人实施善德美行的决心、孝悌节义的真心或者敬神礼佛的诚心。故而，他笔下的很多人物命运的转机都贯穿着人物坚毅持恒的不懈追求，弥漫着一股人间道德伦理的正义力量。

（四）以预叙书写世态人情

如果仅从叙事结构与策略层面分析、判定预叙的功能，单纯将之视为作者（叙述者）设置故事情节、安排叙事序列以实现或掩饰真实叙事意图的手段，就容易忽略预叙的某些特殊功能，那就是表现社会习俗、书写人情世态。尽管西方叙事理论在某种意味上排斥将叙事文本与社会文化扯上关系，主张叙事文本足以证明自身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但并不否认叙事蕴含着一定的意识形态。“我们并不是将叙事体验为种种范畴的概略，而是把它体验为总体的运动，这一运动的组成部分的特征也许最好是用最普通意义上的‘视点’——构成一个人对待世界之方式的一组态度、见解和个人关注——一词来描述。……语言，以及它们所蕴含的价值标准和态度，与我们认为是独立于语言的事物其实是不可分的；语言就在事物之中，对于事物，我们始终是从这一或那一视点来体验的。”[106]换言之，作者讲述故事、描写人物，根本无法摆脱属于自己的独特视点，叙事文本必然传递或蕴含作者对事件与人物的价值判断、道德评价或情感倾向。《聊斋志异》的预叙往往渗透了蒲松龄对世事人情的评价，或者书写出他眼中的世间万象。

《胡四娘》一篇中，胡四娘尚未出嫁时，被善于识人贵贱的神巫断为“真贵人”，这成为众姊妹（婿）甚至奴婢讽刺她的话柄。因为，胡四娘的丈夫程孝思是招赘入门的穷书生，且生活在贫困之中。神巫的断语没能立竿见影地给胡四娘带来荣华富贵，但作为一面镜子足以折射出世俗的势利和亲情的淡薄。特别是胡四娘因夫贵而妻荣后，众人对她的态度由倨傲简慢变为火热亲昵。“雪中不送炭，锦上乐添花”，这样的反差更能刻写出“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107]的众生相。《邵临淄》篇幅较短，故事情节也很简单。作者以术士对太学李生妻子必受官刑的推断设置了预叙，并以李生妻子因为詈骂丈夫受到官府的杖责以致臀肉尽脱为呼应，其用意显然不在简单地讲述一个离奇的故事，而是借这一稀奇事件描绘出李生妻子的凶悍个性。其他如《席方平》中席方平入阴间为父申冤的预叙、《田七郎》中田母关于儿子以死报恩的预言、《辛十四娘》中辛十四娘关于丈夫祸福的断语，均有折射人物深远见识的叙事功能。

较有特色的是《王六郎》中使用的预叙。淹死鬼王六郎对渔夫说，自己“明日业满，当有代者，将往投生”，并告诉渔夫翌日中午将有一个女子做自己的替身，渡河溺亡。王六郎身为“鬼”，可以拥有未卜先知的特异能力，而“鬼替身”的说法又符合民间“水鬼三年一替代”的迷信观念，因此，这一预叙的“可信度”极高。第二天，一名妇女怀抱婴儿落水却未淹死，预叙事件如期发生了，王六郎期盼的替代投生的结果没有出现。造成结果突转的正是王六郎自己：他怜悯女子怀抱中的孩子，不忍心让女子替代自己殃及无辜。其实，王六郎与渔夫交往的过程已经让读者看到，王六郎是鬼怪，却不像一般鬼怪天生具有害人伤人的冰冷无情的本性，反倒重情重义且富有怜悯之心，释放妇人的决定合乎他一贯的性格。在精心安排的预叙事件与后续事件的差异中，蒲松龄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宅心仁厚的鬼形象，为怪异的作品增添了人间的温情，淡化了“鬼替”题材带来的阴冷恐怖感。

（五）以预叙揭示社会变迁

《聊斋志异》虽然内容“大要多为鬼狐怪异之事”[108]，但寄托遥深，其命意往往在于人事。清代舒其锳跋《聊斋志异》称“大半假鬼狐讽喻世俗”[109]，南村称《聊斋志异》为“一代史局大手笔”[110]，都是针对《聊斋志异》反映社会与时代变迁的思想内容而言的。蒲松龄对时事的感慨和对历史事件的反映往往以隐曲的方法融汇在作品中，借助预叙是他反映社会现实动态的手段之一。蒲松龄使用预叙手段揭示社会历史现状及其变迁，可以分为两种基本情况。

一是凡涉及重大事件如社会变迁、兵灾战乱、朝代更替等，蒲松龄往往借鬼狐等怪异角色之口直接讲述预叙事件。《灵官》中朝天观道士与一老狐结为玄友，老狐离开朝天观另寻栖身之处时对道士说：“君亦宜引身他去，大劫将来，此非福地也。”在此预叙之前，小说已经叙述了老狐具备凡人所不能的预知时数的奇异法力，故而无论从故事情理上看还是从人物性格逻辑上看，这次预叙都是可靠的。小说结尾以“未几有甲申之变”与之呼应，构成了完整的叙事圈。全篇涌动着一股大变将临，异物闻风而动、避难而迁的恐慌感与深沉感。《鬼隶》以城隍鬼隶报送济南大劫杀人数为预言，再接以“未几，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百万”，写出易代之际战火之惨烈，令人气结于胸。

二是委婉曲折地反映社会黑暗、官场丑恶，寄寓蒲氏所说的“孤愤”，以《何仙》最为突出。《何仙》中，乩神何仙评应举士子李卞相的文章为“一等”，紧接着说了一番很有深意的话：“然此生运数大晦，应犯夏楚。异哉！文与数适不相符，岂文宗不论文耶？”“异哉！文与数适不相符”，作为李生应举之作不得评为“一等”的婉转预叙，末一句“文宗不论文”暗示落榜的原因，大有影射现实的深意。果然，放榜后李卞相的文章竟然仅列四等。小说通过预叙暗示了李生的穷达不取决于文章而取决于文宗选任的房师，而这些房师在乩神何仙看来，“曾在黑暗狱中八百年，损其目之精气”，昏聩糊涂，难辨文章的优劣。小说称何仙与其他以算卦、占卜、神示等方式预言吉凶的人物不同，“每为人决疑难事，多凭理，不甚言休咎”。可见作者真实的用意全在“文宗不论文”一句上，旨在提醒读者不要把何仙的乩语看作是对人物吉凶的神示，而应看作是对“事理”和“世情”的深刻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