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聊斋志异》预叙建构的方式

预叙不仅是蒲松龄在小说中预言人物命运、组织故事情节的手段，也是他调节叙事节奏、调控读者阅读心理的话语方式。《聊斋志异》使用的预叙方法，有的属于对前代史传、小说预叙技法的继承与借鉴，有的则属于蒲松龄的独创。

（一）卜筮式预叙

以打卦、占卜、星相、相面等方术、巫术断言人物的命运走势，或者预言事件的发生、发展或结局，可称为卜筮式预叙。卜筮式预叙的建构方式与原始巫术、宗教信仰有深厚的渊源关系。殷商时期，国家每有重大举措都要占卜以问吉凶泰否。至秦汉间，方术卜筮之风盛行。《汉书·艺文志》“数术略”中著录与卜筮有关的图书，其下列出了用来预测吉凶、成败、善恶的种种方法，包括观天文、查历谱、推五行、用蓍龟、运杂古、相形法等。[95]随着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兴起和宗教观念逐渐衍化蔓延，预测吉凶、阐释征兆事理的卜筮方法进一步趋于多样化。这些预测吉凶的卜筮之术从两个方面渗透到小说领域。一是借卜筮预言吉凶成为小说家使用的故事素材，卜筮内容成为人物活动和情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作家将卜筮预言吉凶作为不同于平实叙事的特殊叙事技巧，借此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或渲染神秘的气氛。

《聊斋志异》运用卜筮法预言将来之事作为构建预叙的手段，以两种方式作用于故事情节的发展。一种是在故事开端就安排占卜算卦的情节，预言此后将要发生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往往决定故事情节的基本走向，影响整个故事的结构框架和情节发展的大趋势，《钟生》、《董生》、《妖术》等均属于这样的作品。《妖术》中能占人生死且十分灵验的卜算者一见于公就声言，于公的仆人虽然生了病，但并无大碍；真正值得忧虑的反倒是于公，在旦夕之间将遭逢血光之灾。卜算者的断语作为对人物生命结局的预叙构成了悬念，不仅引起读者对“为什么生病的人无性命之忧，而于公却遭受死亡的威胁”之类的追问，还引发了当晚于公与妖怪三次交锋的后续事件。如果没有于公为仆人占卜吉凶的行为，就不会有卜算者对于公说的那番话；如果没有对于公说的那番话，自然就不会发生于公拒不接受卜算者破财禳凶的建议，也就不会发生怪物前来伤害于公的事情。

还有一种方式是在故事发展过程中嵌入卜筮式预叙。这时，预叙事件往往是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点、转折点。《促织》中，成名千方百计地搜寻蟋蟀以完成官府的催征，却一直未能如愿。万般无奈之下，他妻子向一位号称“神卜”的驼背巫婆祈求神示。驼背巫婆通过一幅图暗示了捕捉蟋蟀的处所，成名按图搜寻，果然在村东佛寺里抓到一只上品的蟋蟀。祈求神示这一预叙事件是在主要事件（成名捕捉蟋蟀以完成官差）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况下出现的，促使主要事件发生了转向，成名也由不幸开始走向幸运。《续黄粱》中意气昂扬的曾孝廉在古寺游玩，向老僧问卦占卜自己的前程。老僧预言他有“二十年太平宰相”的福分。令人惊奇的是，这一预叙事件是在曾孝廉的梦境中实现的。在短短一梦中，曾孝廉享尽了官至宰相的无限风光、无上尊荣，也受尽了失宠之后的屈辱折磨，更经历了由人间到地狱再到人间的惨烈报应。预叙事件“二十年太平宰相”的实现方式并未让曾孝廉感到欣喜振奋，反而使他生出一股仕途坎坷、宦海无常的沮丧之气。曾孝廉醒来后，看淡了功名利禄，“台阁之想，由此淡焉”。从这两篇作品来看，《聊斋志异》在故事中间嵌入的卜筮式预叙往往标志着人物命运、观念等发生转折，改变了故事的发展走向和人物的生活轨迹，使叙事“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二）梦示式预叙

以梦中发生的事件预告将来事件称为梦示式预叙。梦作为一种特殊的心理活动，是人的潜意识在意识和理性控制力减弱时后活跃起来产生的一种心理现象，主要表现为人在睡着的状态下，大脑中发生表象以动态的、变形的方式不自觉地进行剪接、组合的虚幻现象。由于对梦产生的心理机制缺乏科学的认识，古人往往认为梦境发生的一切是真实的而非虚幻的，将梦视为生活的“预演”、暗示或预言。“在未开发的部落社会里，往往把梦看做是神的指示或魔鬼作怪祟。即使在现代化的文明社会里，仍然流行着对梦的诸多迷信。”[96]而一旦“把梦看作是真实的存在时，梦也就会介入到实际生活之中了”[97]，故而占梦以测吉凶成为方术的一种。

根据人们对梦境与现实生活关系的理解和认知，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神话式的意象梦，梦像具有象征隐喻作用；一种是直梦，所梦之事为将来发生的事件。[98]前者与现实生活有同质异构的内在关联性，后者直接表现为梦中事件发生在现实空间里。《聊斋志异》常常以这两种类型的梦来构建预叙。《聊斋志异》中以神话式的意象梦作为预叙手段的代表作品是《梦狼》。此篇叙述了白翁梦入儿子白甲的宫衙所见的种种事情，这一切都成为围绕白甲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预言与隐喻：白翁所见的衙门中贪婪残忍、以死人为食的狼，隐喻着现实中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衙役；白翁看见儿子白甲与衙役同食死人，以及被神将索拿时化为吃人猛虎，隐喻着现实中的白甲与衙役沆瀣一气、藐视法纪、贪污受贿、鱼肉百姓；白翁看见儿子化身的猛虎被金甲神将打落牙齿，神将预言他儿子将于“明年四月毙命”，隐喻了白甲在现实中将要遭受的惩罚。这些隐喻为白翁次子的见闻所证实。白翁的次子去看望兄长，亲眼看见了衙役们巧取豪夺的贪婪嘴脸以及白甲坠马跌落牙齿、次年途中遭遇盗寇被杀的种种情况。《梦狼》的预叙将人的本性与“虎”、“狼”的本性关联起来、使梦境成为对现实生活的隐喻与象征的写法，比直接叙述白甲贪赃枉法、为官不仁的种种恶行更有利于深化小说的思想内涵，强化作品的社会批判性。《诗谳》中，吴蜚卿被诬为杀人凶手含冤入狱，自以为必死无疑。一天夜里，他梦见神人说：“子勿死，曩日‘外边凶’，目下‘里面吉’矣。”神人的话暗示了吴蜚卿得以昭雪冤屈的线索。果然，主审官员周元亮为他平反昭雪，而“里面吉”正是“周”的拆字谜。《牛飞》中有人梦见自己的牛生两翅飞走，结果损失了卖牛的钱。这两篇作品均使用了意象梦作为预叙。

《聊斋志异》还使用了大量的直梦式预叙手段，如：《小棺》开篇讲述天津船夫梦见有人告知自己，“明日有载竹笥赁舟者”，第二天发生的事情果如梦中人所言；《皂隶》中历城县令梦见城隍索要差人服役，于是在文牒上写了八名皂隶的姓名，并将牒文焚烧在城隍庙里，当夜八个人全部死去；《云萝公主》中安大业母亲梦见有人预言自己的儿子将娶公主为妻，此后便有云萝公主下嫁家中。运用直梦式最为出色的当属《王桂庵》。《王桂庵》中王桂庵在南游途中对邻船上风姿绰约的女子一见倾心，女子对他似乎也情有所钟，然而二人好事未谐便匆匆相别。王桂庵日思夜想，因思成梦，梦中来到江村一户人家。在梦中，他惊喜地发现这儿就是女子的住处。后来，王桂庵再次回到镇江寻访友人，误入了一个小村庄，所经历的一切与当年梦中情形完全吻合。《王桂庵》以梦境直接讲述将来发生的“真实事件”，渗透着一股思念之深切可以引发真切的梦境，梦境的真切可以生成现实的真实的神思，使读者感受到相恋男女之间存在的心意相通的力量。该篇中的预叙还起到了调控叙事节奏、曲折叙事的作用，但明伦对此评点说：“佳梦初成……相逢在今，老父何来，此借梦中而又做一伸，又做一缩……再至江村，马缨之树依然，舟中之人宛在，妖梦可见……极力一伸矣。”所谓“伸”是事情按照人物的期望向前发展，“缩”是人物愿望暂时受到挫折。一伸一缩之间，叙事有起伏，情节有迂回，消除了叙事“平庸、直率、生硬、软弱之病”[99]。

（三）角色化预叙

角色化预叙指作品中的人物（专指《聊斋志异》中的狐妖仙怪、普通人等，不包括占卜者）预言即将发生的事件。仙妖鬼怪能够预言吉凶、预知未来的观念由来已久，而普通人物准确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也并非完全出于小说家的臆想。一个人能够根据一定的现象、条件和情境因素对事态发展、人生遭际和社会趋势做出预判，是他深刻的洞察力和出色的智慧的反映。人们对这样的人往往满怀赞美之情、钦佩之意和追慕之心，常以夸张的方法和理想化的方式传播其事迹、描述其为人，故而如诸葛亮、刘伯温等人，不仅在现实中享有崇高的声望，而且在小说领域大放异彩。

仙妖鬼怪故事是《聊斋志异》主要的题材内容，其中的人物自然不乏仙人方士、鬼狐精怪，遍及仙界、人间、阴间三界，有的还身处幻化之境。蒲松龄非常注重展现这些人物具有的超乎常人的能力，表现他们洞烛先机、预知吉凶的特异见识。《王成》中狐妖老妪授意王成外出经商，叮嘱他“宜勤勿惰，宜急勿缓；迟之一日，则悔之晚矣”。而王成在贩卖途中因为畏惧路途泥泞耽误了一日，原本供不应求、市价昂贵的葛因四方贩葛的商旅云集一处，导致供过于求而价格暴跌，此次贩卖以亏负告终。《白秋练》中的鱼精白秋练、《刘夫人》中的鬼魄刘夫人与狐妖老妪具备同样的本事，都能预知经营何种货物、在何地贩卖、在何时购进或出手能获得最佳的利润回报。有些精怪不仅能预言祸福，而且能预知如何化解灾难。如《小梅》中狐女小梅预言丈夫王慕贞晦运将至，自己准备携子归宁以解厄运，并告知王慕贞解除厄运的时机和办法，“君记取家有死口时，当于晨鸡初唱，诣西河柳堤上，见有挑葵花灯来者，遮道苦求，可免灾难”。

即便小说中的普通人物，有的也具有远见卓识，能够识风雨于云起之际，观命相于殆危之时。蒲松龄充分调用这类人物异于常人的、能够预言世态人情变迁、人物命运波折和事件发展趋势的功能，为作品增添奇幻的叙事色彩，引发读者的无限遐想与深沉感慨。《张鸿渐》中，张鸿渐妻子对丈夫参与控告县令赵某一事很不以为然。她说：“大凡秀才作事，可以共胜，而不可以共败：胜则人人贪天功，一败则纷然瓦解。”《田七郎》中田七郎的母亲认为武承修必罹奇祸，预言儿子田七郎与武承休交往的结果是“富人报人以财，穷人报人以义。无故而得重赂，不祥，恐将取死报于子”。故事结局证明了她们对事态判断的准确性。这使读者认识到，她们虽然身为女子，却具有男子所缺乏的深邃见识和敏锐眼光。这些女性人物颠覆了传统女性“头发长见识短”等歧视性观念，为小说领域带来一股清新的弘扬女性才智的文化气息。

（四）直叙式预叙

所谓直叙式预叙指的是作者介入小说，直接在某一事件发生之前提前告知或暗示读者该事件将在某种情境、某一时刻发生。这种预叙广泛地用于话本、拟话本和章回小说，应该是说话表演艺术中说书人与听众交流、对话的遗留。文言小说运用直叙式预叙的情形与古白话小说有所不同。唐宋时期，“严格以‘实录’或‘信实’为标准评价小说，凡言有虚幻错讹的，一律斥为不经加以贬斥”[100]。明清时期，小说尚虚观念渐次深入人心，确立了“虚构”在小说中的地位和价值，认识并深入发掘了虚构的艺术效果，辩证地把握了生活真实、艺术虚构、艺术真实之间的关系。[101]这些创作观念促使小说作者奉行客观中立的叙事宗旨，作忠实的讲述者、转述者、记录者，而不愿意自由驰骋文笔，行使直接预叙的权力。

蒲松龄在一些作品中使用了作者直叙式预叙，以叙述者的口吻设置预叙，在文言小说领域尝试探索一条沟通“作者—读者”的对话渠道，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开拓意识和促进叙事手段走向丰富的艺术自觉，这类作品有《水莽草》、《青蛙神》、《司札吏》、《殷天官》、《促织》、《念秧》等。《水莽草》开头叙述楚中桃花江一带惯常发生的事情，暗示下文发生的祝生遭遇水莽鬼、误服水莽毒而身亡的故事。《殷天官》开头描绘了一座荒废的故家宅地，这座荒宅经常出现怪异的、令人恐怖的现象，以致蓬蒿满宅、白昼无人敢入。其中蕴含着“一旦走入将遇到怪异恐怖之事”的预叙信息。而颇有胆略的少年殷天官与诸生打赌进入荒宅，为下文遭逢狐妖嫁女的场面做了铺垫，并借殷天官所见所闻印证了荒宅的奇异之处，回应了作品开头作者设置的预叙。《促织》开篇概要叙述了宣德年间皇上喜好斗蟋蟀、华阴官员为了取宠媚上而进贡蟋蟀，导致蟋蟀纳贡成为当地惯例的事情。一些狡黠的里正受命征缴蟋蟀，借此名目收敛民财，“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作者巧妙地提醒读者，善良的人一旦被指定缴纳蟋蟀，定会惨遭不幸。作者以此为预言，继而叙述成名被报充里正役、因此倾家荡产和受尽责打的遭际。从《聊斋志异》中为数不多的使用直叙式预叙的作品看，蒲松龄对这一叙事错时手段的运用尚不纯熟。在他笔下，预叙事件是概述式、一般性的，后续事件是具体的、个别性的，二者不具备对等关系，使预叙事件具有明显的作为后续事件的背景要素的意味。这正说明，蒲松龄对直叙式预叙的使用还处在摸索之中，假如他能再前进一步，深入发掘作者预叙事件与后续事件的精准呼应关系，预叙就能在他笔下具备更强的叙事功能。

当然，《聊斋志异》的预叙不限于上面所论的几种。有些作品还以诗文构成预叙，比如：《莲花公主》中以对联“才人登桂府，君子爱莲花”作为窦旭娶莲花公主的征兆之辞；《伍秋月》以“伍秋月，葬无塚，三十年，嫁王鼎”的韵语预言三十年后发生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