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预叙应该不是萌生在形诸文字的叙事文本中，而是诞生于口耳传递讯息的言语交往活动中。使用预叙的心理渊源可以大致从以下诸方面加以把握。（1）人类渴望掌握自然和社会的神秘编码、力图掌控自身命运的群体心理，如巫师、卜者等根据占卜征兆推断即将发生的事情，属于这种群体心理的外化行为。（2）话语主体的自我强化意识。通过准确地“预言”未来，可以凸显话语主体的睿智与权威，如富于阅历与经验的年长者在涉世未深的年轻人面前，依据生活情理或某种神秘逻辑对未来的事情做出预判，便隐含着这种心理。（3）对“听话者”（接受者）的调控意愿。叙述者利用预叙激发“听话者”的欣赏欲求和心态变化，这一点在叙事成为一种娱乐、欣赏方式后尤为显明，如说书人讲述未来发生之事，可以唤醒读者的期待心理或设置悬念吊其胃口。（4）宗教信仰的影响。宗教被视为可以左右人命运的神秘力量之源，宗教信仰可以延伸人的智慧以洞察未来，比如，汉魏六朝时期神怪小说多用预叙直言或者暗示吉凶，要么出于如鲁迅先生所说“大抵纪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86]的崇佛尊神心理，要么与“道家的广为传播与道教的自神其教息息相关”[87]。热奈特甚至将预言、启示录、神谕、占星术、手相术、纸牌占卜、占梦等各种形式的预叙渊源均推至蒙昧时代的宗教思维[88]。

我国预叙的文本源头可以上溯至殷商时期。当时的殷王朝每遇重大事件就通过占卜以探问顺逆吉凶，占卜的结果刻写在龟甲兽骨上，是为甲骨文。《甲骨文合集》收录的第六〇五七版[89]叙述了一个完整的三段式占卜事件：（1）占卜内容：未来一旬内是否有灾祸发生；（2）占卜预言：占卜者根据征兆十分肯定说会发生灾祸；（3）应验结果：第五日国家边境受到侵犯，百姓受到祸害。在这一占卜事件中，第二段是作为第三段的预叙而存在的，且第三段发生的事件印证了第二段对未来事件预叙的准确性。

除了上述心理源头和文本源头外，我国古代小说预叙艺术还受到史传叙事的影响。“史传对占卜等神秘文化的叙写是造成古典小说预叙发达的根本原因之一。远古时期，巫史不分。……举凡卜筮星历及灾异感应等事自然都属于史官叙述的范围。而他们记述这些神秘之事的目的很明确，即‘为卜筮以考其吉凶，占百事以观于未来，观形法以辨其贵贱’。如此，这些带有预言性质的神秘现象便以预叙的形式出现，并成为史传突出的叙述传统之一。”[90]先秦时期的史书如《左传》、《战国策》等以及后世的正史如《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传作者借助预叙将原生态的历史素材加工改造为带有一定是非善恶的伦理评价和价值判断立场的叙事历史。《左传》使用的预叙方式非常丰富，有以占卜星相等预言吉凶的方式构成预叙的，如“僖公十五年”秦军征讨晋国前占卜胜负，徒父根据卦象预言，秦国将俘获晋国国君，结果正如占卜所示；有以当事人或相关者预判事态发展走向及结果构成预叙的，如“庄公八年”鲍叔牙目睹齐襄公的施政乱象，所说的“君使民慢，乱将作矣”[91]的话，隐含着对国君施政的委婉批评，也成为对此后齐国公孙无知犯上作乱的预言；有以描绘梦境、叙述梦情为手段构成预叙的，“史传中《左传》叙梦最多，且有梦必占，二十九处叙梦只有五处没有应验，也就是说《左传》叙梦有二十四处起着预叙作用。而且，它还开创了‘梦—梦验’的叙梦模式。《史记》中预叙之梦也很多，它沿袭了《左传》的叙梦模式”[92]。

受史传叙事的影响，无论是志怪小说、唐传奇还是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章回小说，都把预叙当作一种有效的叙事手段。占卜、梦示、神谕或普通人直接下断语是文言小说常见的预叙方式。话本、拟话本在得胜回头与正话之间常常以叙述者的口吻说“方才说的某某事，如今再说某某事”，紧接着以概要话语告知读者（听众）正话内容，在正话中还会以叙述者插入议论的方式或借助诗歌韵语构成预叙手段[93]。章回小说则经常使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放下……不提，且说……人（事）”这类套语预叙此后的故事情节。故而，在比较了中西方叙事传统后，杨义认为在中国古典小说中“预叙也就不是其弱项而是其强项”[94]。古代小说的叙事经验积累成为《聊斋志异》预叙手法得以枝叶繁茂的坚实土壤和艺术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