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叙事理论认为，人类无论以何种形式、何种媒介组织素材、建构叙事，必然运用一些基本的叙事元素，遵循某些共通的叙事规则，所以叙事理论家们坚信可以找寻到普遍的、适用于分析一切叙事行为的通项模式。借鉴这一观点审视小说与史传，我们同样能发现二者的相通之处。然而，我国古代小说尤其是文言小说的叙事与史传的叙事之所以相通，关键原因不是它们同属人类的叙事行为而必须遵循一般的叙事规则，而是前者有肇源后者且主动师法后者的成分。当然，小说叙事不可能仅仅满足于简单地从史传获取叙事规范，小说要想摆脱史传叙事影响，获得独立的文体地位，就必须确立属于自己的叙事时空观念与情节剪辑技巧。《聊斋志异》的某些叙事时空与史传的叙事时空并无二致，比如二者都按照事件发生的自然时间顺序叙述故事，重视故事空间的转换与情节衔接的技巧，倾向于点明关键情节的时间节点、场景地点。如果蒲松龄仅仅止步于以史传叙事的时空策略与展示手段讲述故事，安享史传叙事传统带来的讲述者的荣耀，而不善于在继承史传叙事时空的基础上创造出崭新的时空存现形态和转换方式，《聊斋志异》就很难达到“恍惚幻妄，光怪陆离”[1]，“雕镂物情、曲尽世态；冥探幽会，思入风云”[2]的美学境界。蒲松龄已经意识到时空是影响叙事美学效果的一种重要手段，开始思考“如何将一个‘故事’（简单地按时间排列的事件），制作成有组织的情节形式”[3]，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时空叙事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