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选择何种身份的人物为塑造主体，这些人物被描写成具有怎样的性格特征，往往是作家在不同的社会思潮、文学观念的影响下，基于自身的审美情趣、思想观念及对社会与人生的理解感悟加以过滤筛选的结果。最初的选择也许是个别的，带有随机性、偶然性，随着创作经验的积累、审美惯性的积聚，一个作家容易养成其独特的人物偏好，情趣相同相近的一群作家容易养成一群作家特有的人物偏好，甚至一个时代的作家养成一个时代作家特有的人物偏好。由此，建构起小说的“人物中心”。

小说人物中心往往随着时代变迁与创作风尚的变化不断转移，甚至同一时期的小说作品，由于产生的地域与文化背景的不同，其人物中心的构成情况也会有所差异。魏晋时期，志怪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纯粹的行动符号，缺乏鲜明的个性、丰富的性情和现实的可感性，没有形成人物中心。志人小说如《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大多是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贵族人士，其生活情趣、人生追求均有别于普通民众，贵族、官吏、士人构成了作品的人物中心。至唐传奇，小说人物中心发生了一次转移，由帝王将相、出身名门世家的人物为主要群体，转向以文士、奇人等人物为叙事中心，文士、奇人的现实遭遇尤其是仕途逆顺、婚姻爱情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这一现象直到宋明时期才有所改变。宋明时期的小说特别是话本、拟话本转向以市井细民为描绘的主要人物，叙述他们的家长里短和变泰发迹之事，抒写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其间虽有《三国演义》以宏大叙事描绘了战乱时期的帝王将相、谋臣文士的形象，有《水浒传》以百川汇海之势叙述108名传奇英雄的故事，但也有《金瓶梅》写唯利是图的商人、平庸颓废的市民，向日常生活的纵深与细微处发掘。这一时期大部分文言小说回归了笔记体小说的老路，撰者要么以实录纪实的笔法记载见闻、掌故、逸事，要么以简朴质实的语言志怪，人物形象塑造趋于平淡，叙事写人的技巧前进步伐趋于迟缓。但总的来看，人物中心向社会较低层人物转移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聊斋志异》实现了自唐传奇以来文言小说人物中心的第三次整体性转移，所展现的人物活动内容与行动主题也有了重要的转向，从而完成了文言小说由文人案头之作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的大转变。首先，随着小说描绘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转变，人物中心进一步向社会底层趋近。除了少数官员、乡绅，《聊斋志异》中绝大多数人物身份是中下层小地主、贫寒书生、商人、农民、乡医、僧人、市井无赖，甚至是无业可操、无地可种、无家可归的人。他们没有显赫的家世、丰厚的财产和尊崇的名望，远离经济繁华的都市，也远离教化发达的主流文化圈，生活在乡野山村或偏远小镇。虽然《聊斋志异》也塑造了一些世家子弟的形象，但他们往往身处家道破落、运势衰微的境地。这种人物中心选择表明蒲松龄力图把文言小说带出象牙之塔，走向通俗化，使之能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实现雅俗共赏。其次，以家庭环境为舞台、以日常生活为人生重心的女子成为重要的人物群体。唐传奇中，女子已经成为小说的重要角色，单从《李娃传》、《霍小玉传》、《莺莺传》这些作品的名称，就能看出唐代文人对女子故事和女性角色的偏好。然而，这批女子大多是情感细腻、心灵丰富的歌姬、才女，小说用较多篇幅写她们欣赏富有才情又风度翩翩的青年文士，带着高于一般世俗的情趣追求爱情、捍卫真情，却很少展现她们在普通家庭生活中勤劳持家、相夫教子的情形。相比之下，《聊斋志异》中的女子属于民众，属于日常生活。据不完全统计，《聊斋志异》中的494篇（另有附录6篇）作品[33]，剔除了那些有事无人、有人无性格的作品，塑造了比较丰满的人物形象的作品为300篇左右，而以女子为主要人物的就超过90篇，女子为次要人物但是具有强大叙事功能的作品近30篇。《聊斋志异》中的这些女子要么对所钟情的男子怀有无限坚贞赤诚的深情，甘心为对方付出一切；要么呕心沥血操劳家务，经营家庭生活；要么对长辈尽人伦之礼，对晚辈关爱有加，一心一意相夫教子。对这些女子形象隐含的作者的文化心态，人们尽可以做出多种解读，但不可否认，《聊斋志异》的人物中心已经有了质的转移，“回归日常生活”成为小说塑造人物形象富有特色的创作取向。

随着人物中心的转移，人物生存活动的内容与方式也发生了重要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叙事日常化。占据小说内容中心的不是远离人世和尘俗的奇方异域、仙境鬼界发生的令人诧异惊叹的怪异故事，也不是闯荡江湖的英雄颂歌、运筹帷幄的智谋华章、贵族男女的春怨秋恨、男才女貌的团圆喜剧，而是披着怪异外衣的芸芸众生的生活琐事、家庭俗事、普通遭际，以及背后渗透的种种世俗男女的浓情蜜意、平凡生活的酸甜苦辣、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二是叙事民俗化。“蒲松龄利用民俗进行创作是非常自觉的。中国古代小说大多充满市民色彩，而《聊斋志异》却有浓厚的民俗气息。”[34]宗教观念、民间信仰、方术幻术、节俗风情等成了小说叙事的重要手段，“为故事设置一个个倍感亲切的民俗文化背景，将一些狐鬼花妖的形象根植于节日习俗土壤中，衍生出离奇怪异的故事，此类故事读者读来似曾相识，却又新鲜怪奇”[35]。因为运用了丰富的民俗化叙事手段，《聊斋志异》比《搜神记》等作品少了玄冷怪异的气息，多了亲切自然的生命活力；比《阅微草堂笔记》等作品少了典雅深奥的道学倾向，多了雅俗皆宜的民间滋味。《聊斋志异》将主要角色民间化、世俗化，拓宽了文言小说保持自身生命力的路径，对文言小说的革新自有积极意义和存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