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小说诞生于何时、哪篇（部）作品能称得上第一篇（部）小说，各家对此说法不一，迄今难以达成共识。鲁迅先生认为，现存所谓汉人小说都是魏晋及以后伪托之作[1]，隐含有小说诞生于魏晋六朝之意。侯忠义认为，小说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而盛行于汉魏六朝[2]。杨义认为，古代小说发端于战国时期，《晏子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许多篇章堪称短篇小说的精品[3]。林辰认为应当以《穆天子传》为中国现存的第一部小说[4]，据此说法，则我国小说诞生于战国时期。刘勇强将先秦两汉视为小说文体的孕育期，称汉魏六朝时期出现的大量小说为“小说的原初形态”[5]。董乃斌从细节化描述、自觉虚构、叙述视角的多样化、叙述语言的丰富色调与语境、戏剧性冲突机制的引进和人物形象为中心六个角度加以考察，认为唐代传奇是中国古典小说史上初次获得文体独立的小说形态[6]。

无论认定何时为我国古代小说的诞生期，也无论将“第一篇（部）小说”的称号冠在哪一篇（部）作品上，都改变不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早期小说创作深受史书的叙事原则——实录原则的影响。魏晋时期，文言小说或者记录传闻，或者转录他书；篇幅简短，情节粗陈梗概，文字简约质朴，初步具备了小说的叙事技法，但尚显粗疏。至唐代，传奇萌生渐至兴盛，其丰富深刻的题材内容、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和华美细腻的语言带给小说领域崭新的美学特色和独特的审美价值，受到当世乃至后人的称赏。正如清代莲塘居士引宋人洪迈的话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7]宋元时期，受社会生活、文化思想、作家观念、接受心理、审美观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文言小说叙事艺术发展相对缓慢，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倒退。明代胡应麟将唐宋时期的小说作了比较，认为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彩艳殊绝。盖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后率俚儒野老之谈故也”[8]，指出了宋代文言小说在虚构想象、文辞华彩方面的退步。鲁迅先生吸收了胡应麟的观点并有所发展，评徐铉《稽神录》说：“其文平实简率，既失六朝志怪之古质，复无唐人传奇之缠绵，当宋之初，志怪又欲以‘可信’见长，而此道于是不复振也。”[9]此话用来描述宋代文言小说创作总体上走向衰微的趋势，也无不可。鲁迅先生对宋代志怪的创作取向略有微词，对宋代传奇作品的评价也不高，认为宋代传奇“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10]。鲁迅先生还对宋代文言小说衰微的原因做了简要分析，“传奇小说，到唐亡时就绝了……因为唐人大抵描写时事；而宋人则极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讳忌渐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回避，去讲古事。加以宋时理学极盛一时，因之把小说也多理学化了，以为小说非含有教训，便不足道”[11]。文言小说的这种状况在明清时期得到了改观，瞿佑的《剪灯新话》、李祯的《剪灯余话》、邵景詹的《觅灯因话》等文言小说集的问世，标志着传奇这一文言小说文体的复兴。这些小说集收录的作品虽然良莠不齐，整体成就不及唐人小说，但是已经胜过宋代小说许多。

历代文言小说作家艺术创作经验的积淀和小说文体走向成熟的曲折经历表明，要想实现文言小说在艺术上的不断突破，作家就必须考虑这样一些问题：题材须要贴近社会现实、当代生活和风俗人情，不能仅在搜奇求异或炫人耳目的空间里兜圈子；情节须要有波澜、有抑扬、有曲折，不能满足于平实叙事，更不能热衷于说理议论或拘囿于实录准则讲述故事；文辞须要雅俗兼备，富有个性化，不能总是一副道学家的教训口吻或者一味追求幽邃典奥。在清初文网控制尚不严酷的社会文化土壤中，蒲松龄满怀对小说创作的不衰热情，沿着上述道路执着前行，在汲取前代小说创作艺术经验、吸收民间文学营养的基础上，投入大量精力创作小说，其笔下诞生了古代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聊斋志异》。蒲松龄一方面继承了汉唐以来“发愤著述”的优秀传统，一方面勇于向自汉魏以来形成的“鄙陋浅薄”、“补史之阙”等歧视小说的文学观念提出挑战，打破了封建社会将小说视为“小道”的狭隘思想观念的樊篱，一改文言小说比附史传以提高自身地位的创作惯性，把文言小说提升到抒写理想抱负、感慨命运际遇、寄托主体情志的高度。更为重要的是，《聊斋志异》以娴熟的写作技巧、曲折的故事情节、厚重的思想情感、鲜明的艺术个性，扭转了宋代以来文言小说日趋式微的局面，艺术上跨越宋明文言小说，直追唐代传奇，部分作品的艺术性甚至超越了唐代传奇，成为后世文言小说的楷模。有清一代，有的作家创作了仿《聊斋志异》之作，如沈起凤的《谐铎》、和邦额的《夜谭随录》、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宣鼎的《夜雨秋灯录》、王韬的《遁窟谰言》等[12]；有的作家出于对蒲松龄的崇拜，“其居恒读书之处，尝自颜其斋曰‘女聊斋’，盖所以志慕也”[13]；有的作家直接使用“聊斋志异”命名其作品，如清代古吴靓芬女史贾茗所辑的《女聊斋志异》、王韬的《后聊斋志异》。《聊斋志异》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